结果。
绿营兵最大
问题是“兵与勇不相得，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92)。这是因为清代皇帝都极有权术，生怕军官拥兵自重，所以十分重视兵为国有，而不是兵为将有。所以每逢战争，“东抽
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以辖黔镇”(93)，临时组成军队。这样做好处是，将军和士兵之间互不熟悉，没有私人感情，甚至语言都不通，大家都只听皇帝，没有皇帝命令就不能调动军队，这就保证
皇帝安全。但是坏处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甚至兵不识兵，将不识将，彼此都非常生疏。打个比方，这就好比让你移栽棵大树，你却去砍树枝，东砍根儿，西砍根儿，然后捆到起，绑成个大树形状，但这些树枝形不成棵有生命力树，形不成个整体。因此出现“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94)局面，所以绿营“兵畏贼，不畏将。将畏兵，不畏法”(95)。将与兵如同路人，“胜则相忌，败不相救”(96)。
在致李鸿章和江忠源信中，曾国藩指出绿营兵制根本弊病，他说：“今日兵事最堪痛苦者，莫大于‘兵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97)“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人出而援手拯救生死呼吸之顷者。”(98)这支军队大败，血流成河，另支军队却袖手旁观，面露微笑。这支军队胜，另支就非常嫉妒，怕胜者得到赏银，怕别人升官。
所以曾国藩说，这样军队，即使“诸葛复起”(99)，就是诸葛亮活过来，也是打不胜仗。因为这不是个人道德水平问题，是制度问题。
曾国藩痛于“败不相救”现象，制定“将必亲选，兵必自募”原则，也就是说，他挑选他认识和欣赏人做营官，营官再去挑选自己信得过人去做统领，这样层层挑选下去，直到普通士兵。“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100)曾国藩这个做法，是基于种最为朴素认识：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这也就是湘军这个“湘”字起源。这个“湘”字，原本是指湘乡县。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力”，他最初训练军队，军官和士兵来源几乎全是湘乡县人。曾国荃则“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101)。老乡观念，达到极致。(102)
这样，每层上级和下级之间都知根知底，且有选用提拔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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