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看待，其实可以视为一种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的态度平衡缺失，而总是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倾斜，除非不同的立场之间不存在利害冲突。一般情况下，人都是首先从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而不会力图站在他人的立场来考量，完全意义上的中立是不可能的，由己及人是必然的思维定势，偏见遂自然而生。所以对于犯罪嫌疑人，其家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不相信和质疑，进而认为嫌疑人是无辜的，并寻找各种理由、借口、措辞来验证自己的这种“偏见”。《信》中直贵在听闻刚志杀人的消息之初产生了虚幻感、与现实脱线，《刃》中少年犯的母亲偏执地坚信自己的儿子不会触犯*杀少女这样的大罪，皆缘于此。而其他人的第一反应则往往是盲目相信电视、报纸等媒体的报道，主观上便完全认定嫌疑人就是罪犯、理应得到惩处，虽然不时也有些理智的声音指出“他们的家属也是受害者”，但很少有人真的这么看。《信》中的仓田、寺尾和白石，先后给予了直贵认同感，并非他们是目光高出传统偏见的圣人，而是其各自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等因素所诱发的态度逆向，使得三人对无辜受殃的直贵抱持着好感。然则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其稀罕的，一般的人若能做到如大胡子店长一般，虽不伸出援手，但却愿意送上祝福，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这样看来，直贵的人生也并不是没有未来，甚至可以说是幸运的。我觉得那些因为家人犯了重罪而始终得不到任何人平等对待、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人，肯定是存在于世的，以他们的立场来反观《信》的男主角，或许不会觉得囹圄内外的两兄弟有多么可怜吧。
我们说，当不同的偏见各自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发展成为不同的歧视。每个人都有歧视他人的行为，不过表现在不同的领域里，其轻重程度也各不相同。由于通常的偏见和歧视不具备明显和激烈的利害性，很难为当事人所自我觉悟，大概也只有非自然的突发严重事件，才能凸显“歧视早在我们心中生根发芽，成为世界观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吧。东野圭吾通过《信》告诉了我们关于歧视的两个“真理”：一、歧视是本来存在且威力巨大的；二、歧视是理所当然必需存在的。对直贵来说，哥哥的犯行只是一个契机，它犹如一个潘多拉魔盒，将世间所有不和谐的灾厄音符释放出来，在自己的心头奏起，社会上的歧视原来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所带来的痛苦似乎更是无远弗届、永无休止的。他因此不得不放弃了梦想、丢掉了工作、失去了恋人，却仍然无法逃脱被歧视的命运。而当平野社长以仿佛在谈论天气一般的寻常口吻对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