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少年犯罪问题的《彷徨之刃》、牵涉诈骗犯罪行为的《流星之绊》等等，上述种种无一不是作家对于所处的时代、社会能够予以细致观察的佐证。而东野圭吾的这本《信》也是以具备社会意义的内容为作品主题的，此次他关注的是犯罪者家属的生存问题。
作品中，主人公是一对在父母死后相依为命的兄弟：哥哥武岛刚志，为了筹备弟弟的学费，铤而走险犯罪杀人；而弟弟武岛直贵，则不得不背负哥哥一手制造的精神债务，从此坠入社会歧视的轮回。“谁叫他哥杀了人呢？”这是直贵的一个同学在醉酒之后的无意之语。几乎每一位登场人物都必须针对这一问题，决定各自的言行。本作就是以加害人家属的视角和其他人的态度为切入点的，这一特征倒是可以和同为东野作品的《彷徨之刃》（2004年）进行对应说明，因为后者正是从被害人家属的视角和其他人的态度切入，牵扯出了问题多多的《少年法》。不管是《信》中的杀人犯弟弟，还是《刃》中的死者父亲，他们都因为一桩突如其来发生在亲人身上的犯罪事件，不得不面对人生道路的易辙，并逐渐深陷被宿命无情嘲弄的泥淖而不得解脱。就是这样相对的两个“命运”，演绎出了两场典型的社会悲剧。东野圭吾用他那独特的笔触，将问题直接抛至读者面前，以淡于批判的口吻，诉说着我们所熟知却明显忽视了的哀伤。这种哀伤借着一封封轻质的信纸传达开来，那是“难以言喻”的沉重吗？
◎“歧视是理所当然的。”
在阅读《信》这本小说的过程中，笔者曾反复扪心自问，我有没有过歧视别人的经历呢，答案是肯定的。除非读者您是百年一遇的圣人，否则也应该和我一样吧。所歧视的对象，可能不是“加害人的家属”这类接触机会不太多的特殊人群，但至少也会是以下弱势群体当中的一种吧：下岗职工，无业游民，乞讨者，残疾人，农民工，犯罪嫌疑人，肝炎、艾滋病等传染或特殊疾病患者（甚或只是病毒携带者），来自偏远贫穷地区的人，从事脏活、累活以及特定行业的服务人员，……还需要再罗列吗？这样的歧视对象是不胜枚举的。也就是说，歧视无处不在，它是人类社会中十分普遍的行为。所以《信》中直贵身边的人们一旦得知刚志的事情，反应便会像那个大胡子店长一样，“很快地就垒出一堵墙，只是不同的人垒出的墙壁有厚有薄而已”。有时候即使很难说达到可以称为“歧视”的那种严重程度，但至少区别于以平常心看待的所谓“偏见”也还是有的吧。
所谓偏见，就是不平等看待，其产生的根源就在于人的自私本性。这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