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塞哥维亚法官堂埃马纽埃尔·德·诺努尼亚的长女。我十八岁时被许配给退伍上校堂恩里克·德·托雷斯。此时，我母亲已身故多年。成婚两个月后，我又失去了父亲。我于是和丈夫把我妹妹接到我们家住，埃尔维拉·德·诺努尼亚当时还不满十四岁，但她的美貌已成为很多人议论的话题。我父亲几乎没留下什么遗产。至于我丈夫，他原本家产倒很殷实，但根据家族的安排，我们需要为五位马耳他骑士支付年金。此外，家族里有六位女亲戚在修道院里做修女，她们的开销也是由我们提供的。因此，到了最后，我们要是光凭收入，就只能紧巴巴地过日子。幸亏朝廷在我丈夫退伍后给他定了年金，有了这笔钱，我们的日子才算好过一些。
当时在塞哥维亚，不少原本显赫的贵族家庭日子过得同样拮据，甚至还不如我们。出于共同的需求，这些家庭掀起一股提倡少消费的节俭潮流。请客串门之类的事于是变得非常稀少。女士们的消遣变成靠在窗前看街上的风景，骑士们的活动地点也相应地换到街头。弹吉他的人不少，吟咏诗文的人则更多，反正这些事情都是什么钱也不花的。过奢侈日子的人也有，比如说做羊驼毛织物生意的商人。我们是没办法效仿他们的。为了报复，我们就鄙视他们，嘲笑他们，给他们安上各种荒唐的故事。
随着我妹妹一天天长大，我们家门前这条街上的吉他声也一天比一天多。有的人会在别人弹琴的时候吟咏诗文，还有的人干脆一边弹琴一边自己吟咏诗文。城里的丽人们都对这条街的景象嫉妒到了极点，但作为众人争相致意的对象，我妹妹却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她基本上都是深居闺中，从不在窗前露面；为了防止别人说我们失礼，我便守在窗前，每一段表演结束后，我都向表演者说上几句感谢的话。这样的社交礼仪我认为是不能疏忽的。不过，最后一位弹奏者一离开，我就会带着外人难于想象的轻松喜悦，赶紧把窗户关起来。每到此时，我丈夫和我妹妹都已经在餐厅里等我吃饭了。我们的晚饭很简单很清淡，我们就轮番取笑这些求爱者，以此作为调料。这些人一个也没有逃过我们的嘲讽，我想，要是我们的话被他们在门口偷听到，那第二天绝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人出现了。我们的话确实不够厚道，但我们乐在其中，有时吃完饭还会接着讲，一直讲到夜里。
有一天，我们在吃晚饭时又谈起这个偏爱的话题，但埃尔维拉略显严肃地对我说道：“姐姐，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每天晚上，等那些乱弹琴的家伙全离开大街，客厅里的灯也关上后，总会传来一两首谢吉第亚舞曲的声音，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