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出来了。意识到别无其他风险更小的办法，我便掏出了护照。应该怎么处理，警察似乎也不是很有把握，他快速扫了一眼照片，而后将护照递还给我，态度比刚才柔和了些。
“关于那栋建筑，您想要了解什么情况？”他问道。
我长舒了一口气。
“什么都不想，”我说，“是我自己没事找事。”
这件事治愈了警察给我带来的不安情绪。此后的全部旅途中，我开始能像其他守法的智利人一样，甚至像那些为数不少的从事秘密抵抗活动的智利人一样，以自然的心态看待警察。有两三次，我偶尔向警察求助，他们也态度良好地提供了帮助。甚至还有一回，警察开着巡逻车为我们开路，多亏如此，我才得以在警方发现我在圣地亚哥行踪的几分钟前赶上一架国际航班。埃莱娜不能理解，怎么会有人为了纾解紧张情绪就跑去挑衅警察。我和她的合作关系本来就存在危险的罅隙，现在更是濒临破裂。
所幸，在她或其他人提醒我之前，我已经对自己的不谨慎感到后悔了。警察一把护照还给我，我就按事先商量好的那样给格拉齐雅做了个手势，请她暂停拍摄。弗朗奇早从广场另一头目睹了这一切，他跟我一样心焦如焚，此刻赶紧过来跟我碰头。但我让他午饭后再到酒店接我。我想一个人独处。
我坐在一张长椅上翻看当天的报纸，但目光扫过一行行文字却什么也没读进去。独自一人在这个晴朗的秋季早晨，我内心异常激动，无论如何也没法集中精神。突然远方传来了宣告十二点钟的礼炮声，鸽群惊飞，大教堂的钟琴奏响了比奥莱塔·帕拉[1]最动人的曲子：《感谢生活》。这情景实在让我难以自持。我想起比奥莱塔，想起她曾在巴黎忍饥挨饿、露宿街头，想起她不可撼动的自尊，又想到体制始终排斥她，蔑视她的歌声，嘲笑她的反抗。一位了不起的总统不得不迎接子弹光荣死去，智利不得不承受历史上最血腥的殉难；比奥莱塔·帕拉本人也是如此，只有当她亲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祖国才发现她的歌声里蕴藏着最深沉的美和人性真理。此时，那些警察也在投入地聆听她的歌声，但茫然不知歌手是谁，不知她在想些什么，不知她为何要长歌当哭。他们更不知道，倘若在这个晴朗的秋日早晨，歌手本人见到了这一幕奇特的情景，又该对他们表现出怎样的鄙弃啊。
我急于一点一点找回往日的记忆，便独自前往城市高地的一家餐馆，我和艾丽刚订婚时经常到这家餐馆吃午饭。那地方仍旧是从前模样，杨树荫下摆放着露天餐桌，遍地繁花，但给人的印象是，这里被时间遗忘了。一个客人也没有。我高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