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观察她。跟从我的指示，她首先仰拍最高的建筑物，而后镜头一点点降下来，将摄影机移向近旁，最后拍那些警察的脸。我们想捕捉他们脸上紧张的表情。临近正午，广场上越发热闹，他们的紧张感也越发明显。但警察们很快注意到了摄影机移动的轨迹，察觉自己正在被人观察，于是立即要求格拉齐雅出示在街上拍摄的许可证。我望见格拉齐雅给他看了许可证，警察似乎很快就表示了满意，我便如释重负地继续走位。后来我才知道，警察告诉格拉齐雅不准拍他们的人，但格拉齐雅反驳说，许可证上可没注明有什么禁忌，她还搬出了摄制组成员的意大利国籍，表示不接受原先未曾告知的命令。警察没再多说什么。这个情况让我很感兴趣，因为事实证明，欧洲摄制组在智利确实具有我们先前所预想的优势。
留下的人也是流亡者
警察成了让我着迷的心结。几次经过警察身边，我总想找个机会跟他们攀谈几句。突然，凭借一股无法抗拒的冲动，我走到一支巡逻队跟前，打听起那栋殖民时期风格的市z.府大楼的情况。这座建筑在三月的地震里遭到了破坏，眼下正在修缮。回答我问题的那个警察根本没正眼瞧我，他的目光仍在扫视广场，不肯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身旁同事的态度也一模一样，不过，当他听出我是故意抛出一些傻乎乎的问题时，斜睨的目光里越发流露出厌烦。而后，他眉头紧锁盯着我，喝令道：
“走开！”
就在此时，之前困扰我的咒语已经解开，警察带给我的惴惴不安转化成了一股得意劲儿。我非但没服从命令，反而给他们上了一堂礼仪课，教训他们面对和平守法、充满好奇心的外国游客，应该表现出怎样的得体举止。然而，还没等我发觉自己伪装的乌拉圭口音不足以对付这样复杂的申辩，那个警察已经受不了我的长篇大论，勒令我出示身份证件。
整趟旅行里恐怕再没有哪个场景让我如此担惊受怕。脑海中快速闪过所有念头：争取时间，死撑下去，甚至拔腿就逃，哪怕明知他们会很快追上我。我还想到了埃莱娜，此时不知她跑到哪儿去了；我只能瞥见远处摄影机映出的微光，摄影师会拍下一切，这确凿的证据足以向海外扩散我被捕的消息。还有弗朗奇，他肯定在不远处，凭我对他的了解，他绝不会容许我离开他的视线。当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出示护照，让警察查验身份，此前在几个机场，这本护照都经受住了考验。但我担心警察会搜身，因为那一刻，我猛然想到自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放护照的钱夹里，还装着我真正的智利身份证和一张写着真名的信用卡，我一时疏忽，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