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到坐在旁边的女士正侧目观察着我。她已经上了年纪，着装属于那种中产阶级下层的过时款式，外套有毛领，帽子也相当破旧。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坐在那里，孤单一人，沉默不语，并没定睛注视任何地方，甚至几只鸽子在头顶盘旋又飞落下来啄她的鞋边，她的神色也没有丝毫变化。若不是稍后她告诉我，她是在教堂望弥撒受了凉，想晒几分钟太阳再坐地铁回家，这些情况我肯定无从知晓。我假装读报，发现她正从头到脚打量我，毫无疑问，这个钟点到广场上走动的人群里，我的着装有点扎眼。我朝她笑了笑，她问我是哪儿的人。答话前我抬手轻轻按下了衬衫口袋里袖珍录音机的录音键。
“乌拉圭人。”我答道。
“啊！”她感叹道，“你们运气真好，值得庆贺。”
她指的是乌拉圭最近回归了m;主选举制，说这话时，她语气中有一种缅怀过去的温柔。我假装心不在焉，想让她说得更明白些，希望她透露一点有关个人处境的隐衷，但没有成功。不过，她倒是毫无保留地向我讲起了智利缺乏个人自由，还面临严峻的失业问题。说话间，她还指给我看长椅那边的失业者、小丑、音乐家和异装者，这会儿，那群人越聚越多了。
“瞧那伙人，”她对我说，“整天待在这儿等救助，因为没工作。我们的国家在挨饿。”
我任由她自说自话。而后，我估摸着第一遍踩点已过去半小时，便起身告辞，开始第二遍走位。此时，格拉齐雅下达了拍摄命令，还指示摄影师，不要靠近给我特写，别让警察注意到我。但问题恰好相反：是我自己无法将目光从警察身上移开，因为他们对我来说有种难以抗拒的吸引力。
虽然智利一直都有沿街叫卖的商贩，我却不记得数量有现在这么多。在商业中心很难有一个地方遇不到小贩们默默排开的长队。商贩人数多，货物品类杂，这个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征兆。路边摊贩里有失业的医生、落魄的工程师，能看见某位气质好似侯爵夫人的女士正廉价抛售她原先钟爱的衣服，还能瞧见一伙孤儿在人群中兜售偷来的东西，或者贫困的主妇推销自家烘烤的面包。但所有这些不幸的买卖人即便一无所有，也不肯失去自己的尊严。有人站在货摊后面却仍然穿着从前在堂皇的办公室里所穿的正装。一位出租车司机，原先是富裕的纺织品商人，他开车载我几个小时，逛遍了半个城区，最后却坚决不肯收费。
当摄影师拍摄广场环境时，我独自在人群间穿梭，捕捉将来可以充当影像解说的谈话片段，同时留心不要牵扯进以后有可能在银幕上被认出来的人。格拉齐雅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我，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