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另一位是圣地亚哥·纳蒂诺,享有很高职业声望的插图画家,在此之前,人们并不知道他曾积极投身抵抗活动。正当全国人民惊愕不已时,一九八五年三月二日,三具尸体出现在圣地亚哥国际机场附近一条僻静的小路上,尸体的喉咙全部被割开,浑身布满野蛮折磨留下的伤痕。军警武装部队指挥官、国家军事委员会委员塞萨尔·门多萨·杜兰将军向媒体宣布,这起三重杀人案是智利**党内讧造成的,均受到莫斯科方面的唆使。然而,拆穿谎言的声浪在全国蔓延,人们指责这位门多萨·杜兰将军才是屠杀的主谋,为此,他不得不辞去了z.府职务。从那时起,通往武器广场的四条道路之一“桥梁街”,路标上的街名不知被什么人涂去,换上了沿用至今的新名——何塞·曼努埃尔·帕拉达街。
“你是乌拉圭人,值得庆贺”
那天早晨,当我和弗朗奇装作散步者,若无其事地走在武器广场上时,这场野蛮戏剧的凝重氛围还在暗中浮动。我看到摄制组就像前一晚我和格拉齐雅商定的那样,已在拍摄地点就位,而格拉齐雅也瞥见我们正走过来。但那一刻,她没给摄影师任何指示。接下来,弗朗奇从我身旁走开,我按照此前与三位小组负责人约好的方式,接手领导拍摄工作。首先,我在鹅卵石铺就的人行路上巡视了一遍,在不同的地方停步,指示格拉齐雅每个片段应该拍多长,而后再走一遍,以示机位。眼下我们两人都不应搜寻能证明街面上埋伏着镇压力量的细节。那天早晨只需捕捉一些日常氛围,特别要凸显人们的行为举止,因为就像我在前一晚观察到的,比起以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少了。行人步履匆匆,对周遭发生的事漠不关心;即便与人交谈,也悄声细语,避免用手势强调自己的语气。而在我印象中,以前的智利人很爱打手势,现今流亡海外的智利人也是这个做派。我自己在人群间穿行,口袋里揣着一台高灵敏度的袖珍录音机,用它来记录街头对话,这不仅有助于组织第一天拍摄的镜头,对全片剪辑也有参考价值。
指定几处拍摄位置后,我在一位在广场长椅上晒太阳的女士身边坐下来做笔记。在长椅的绿漆木条上,一代代情侣用折刀刻上了各式各样的名字和爱心。我总是忘记带记事本,于是就把笔记写在“吉卜赛女郎”牌香烟纸盒的背面。“吉卜赛女郎”是法国名烟,我在巴黎买了不少备用。后来在整个拍摄过程中,我始终这样做笔记,虽然并非特意存留香烟盒,但这批笔记就像一册海航日志,帮我在眼下这本书里复现旅途当中的种种细节。
那天早晨,在武器广场上做笔记时,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