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北宋这个时期，《大学》和《中庸》尚未独立成篇，只是《小戴礼记》四十九篇文章
两篇。对于为何要将其单独拿出来，放在《尚书伪经考》之后，陈恪在前言中说道：
自己考证尚书为伪经，绝非要破坏儒家文化根基。恰恰相反，自己是为
朔本清源、弄清先儒思想体系，故而才去深入研究，才会发现伪经。但发现伪经不是目，弄清先儒思想体系才是。
那
该如何弄清呢？去找《尚书》真经？
找到《尚书》真经固然
古代中文在书写上，是没有标点符号。但是在阅读时为求语气顺畅，和正确理解文章意思，依然需要注意文句起承转合。读书人便会在文章中自行加注记号，这就是所谓‘句读’，如果不懂句读，往往会造成误读，误解作者原意。
因此学生入蒙后，需要‘明句读’，就是学习依靠文章语感、语气助词、语法结构等断句。但是学会句读，依然经常会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误解。
比如‘下雨天留客天留
不留’笑话，主客两人通过不同句读，表达出七种截然不同意思，令人喷饭。但要换成在公文、在书籍中，这就不再是笑话，而是困扰和错误。
历史上因为句读不同导致公案比比皆是，最著名就是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围绕着其句读，千年来学者争执不休。要是当时有标点，争议自然也就不复存在。
上辈子习惯使然，陈恪无法忍受
篇文章从头到尾都没有标点，因此他读过每本书，都亲自标注过‘标点符号’。
在这本《尚书伪经考》前言中，陈恪说文章需要读者自行句读，不仅不便，还会曲解作者意思，这是写作者不负责任表现，要就是故意不想把话说明白。为避免自己意思被误解，也为便利读者，故而他在文章出版时，便提前加注标点符号。
传统句读符号，包括句号和读号，相当于标点符号中句号和逗号。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还有‘、’号，和‘（）’号，因此古代不是没有标点符号，只是没有人将其规范使用罢。
陈恪在书后做个附录，列出十种常用标点符号，并将其作用明确标注。
他这样做，绝不只是为避免自己文章意思被曲解，也并非推广标点符号那简单。他更深层用意，体现在《大学》、《中庸》两篇文章中……
在陈恪原先那个年代，稍稍有点文化人，便知道《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并称儒家四书。这四本书构筑儒家思想体系，塑造儒生们精神人格，其重要性如何拔高都无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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