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为艺术而爱好艺术的人来说,”歇洛克·福尔摩斯将《每日电讯报》的广告专页扔在一边说,“他们常常从最不重要和最平常的现象中得到最大的乐趣。我高兴地看到,华生,我已经观察到在你认真地记录时,时常在那些案例中添枝加叶,你没有把重点放在侦破重大案件和轰动一时的审判上,而是放在那些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描述上。然而这种案件有发挥推论和逻辑综合才能的余地,我把它们列入我的研究范围。”
“但是,”我笑着说,“我的记录中不能说完全没有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
“可能是你的失误。”他说着用火钳夹起通红的炉渣,点燃他那管长长的樱桃木烟斗。当他在争论问题而不是思考时,就用这个烟斗替换那个陶制烟斗。“也许你错在想把你的每项记录都写得生动且丰富多彩,而不是将你的任务局限在因果关系的记叙上,这其实是事物唯一值得注意的特点。”
“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对你还是公正的。”我有点冷淡地说,因为我不止一次地观察到我的朋友的古怪性格中有自私的因素,这点我很反感。
“不,这不是自私自利或自狂自大,”他没有针对我的话而针对我的思想说,“若是我要求完全公正地评价我的能耐,那是因为它不是属于我个人的东西。犯罪是常有的事,而逻辑推理并不容易。因此你该认真记下的是逻辑推理,而不是犯罪。但是你把本该是讲授的课程降低为一个个的故事。”
这是一个寒冷的初春的上午,我俩在贝克街的老房子里,吃过早饭后靠着熊熊的火炉聊天。雾气浓厚,弥漫在成排的暗褐色的房子之间;街对面的窗户在这深黄色的团团浓雾中,变得阴暗,变成一片模糊不清的东西。我们的餐具没有拿走,亮着的煤气灯,照到雪白的桌布上、锃亮的瓷器和金属器皿上。整个上午,歇洛克·福尔摩斯没怎么说话,低头翻看报纸的广告栏,他没找到什么,就把不满发泄到我文笔上的缺点上来了。
“同时,”他稍微停顿了一阵,一边抽着他那长长的烟斗,一边盯着炉火,接着说,“很难有谁能指责你文笔上的危言耸听,因为在你所感兴趣的案件中有许多根本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案。我替波希米亚国王处理的那件小事,玛·萨瑟兰小姐的遭遇,歪嘴男人的难解问题以及单身贵族的不幸都不涉及法律。你尽力避免危言耸听时,说不定又会落入了烦琐的俗套。”
“结果可能是这样,”我回答说,“只是我的方式有点别致而又有趣。”
“不,我的好友,对不善于观察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从一个人的牙齿看出这个人是个纺织工;或从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