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为艺术而爱好艺术的人来说，”歇洛克·福尔摩斯将《每日电讯报》的广告专页扔在一边说，“他们常常从最不重要和最平常的现象中得到最大的乐趣。我高兴地看到，华生，我已经观察到在你认真地记录时，时常在那些案例中添枝加叶，你没有把重点放在侦破重大案件和轰动一时的审判上，而是放在那些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描述上。然而这种案件有发挥推论和逻辑综合才能的余地，我把它们列入我的研究范围。”
“但是，”我笑着说，“我的记录中不能说完全没有采用耸人听闻的手法。”
“可能是你的失误。”他说着用火钳夹起通红的炉渣，点燃他那管长长的樱桃木烟斗。当他在争论问题而不是思考时，就用这个烟斗替换那个陶制烟斗。“也许你错在想把你的每项记录都写得生动且丰富多彩，而不是将你的任务局限在因果关系的记叙上，这其实是事物唯一值得注意的特点。”
“在这个问题上，看来对你还是公正的。”我有点冷淡地说，因为我不止一次地观察到我的朋友的古怪性格中有自私的因素，这点我很反感。
“不，这不是自私自利或自狂自大，”他没有针对我的话而针对我的思想说，“若是我要求完全公正地评价我的能耐，那是因为它不是属于我个人的东西。犯罪是常有的事，而逻辑推理并不容易。因此你该认真记下的是逻辑推理，而不是犯罪。但是你把本该是讲授的课程降低为一个个的故事。”
这是一个寒冷的初春的上午，我俩在贝克街的老房子里，吃过早饭后靠着熊熊的火炉聊天。雾气浓厚，弥漫在成排的暗褐色的房子之间；街对面的窗户在这深黄色的团团浓雾中，变得阴暗，变成一片模糊不清的东西。我们的餐具没有拿走，亮着的煤气灯，照到雪白的桌布上、锃亮的瓷器和金属器皿上。整个上午，歇洛克·福尔摩斯没怎么说话，低头翻看报纸的广告栏，他没找到什么，就把不满发泄到我文笔上的缺点上来了。
“同时，”他稍微停顿了一阵，一边抽着他那长长的烟斗，一边盯着炉火，接着说，“很难有谁能指责你文笔上的危言耸听，因为在你所感兴趣的案件中有许多根本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案。我替波希米亚国王处理的那件小事，玛·萨瑟兰小姐的遭遇，歪嘴男人的难解问题以及单身贵族的不幸都不涉及法律。你尽力避免危言耸听时，说不定又会落入了烦琐的俗套。”
“结果可能是这样，”我回答说，“只是我的方式有点别致而又有趣。”
“不，我的好友，对不善于观察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从一个人的牙齿看出这个人是个纺织工；或从一个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