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灵率新兵五千、战骑千匹往驻许南,途中中郎将程昂反叛,朱灵斩杀程昂后,向曹操报告,表示自责和痛心。曹操给他写封回信:
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谋不测之变。昔邓禹中分光武军西行,而有宗歆、冯愔之难,后将二十四骑还洛阳。禹岂以是减损哉!来书恳恻,多引咎过,未必如所云也。
更始年间(24—25),光武帝刘秀派大将邓禹率精兵二万去镇压赤眉农民起义军。其部将宗歆、冯愔为争夺军权,互相攻杀,冯愔杀宗歆后又攻邓禹,结果邓禹被赤眉军战败,只带二十四骑回到宜阳(曹操误作“洛阳”),但刘秀对他仍予信任和重用。曹操以此为例,面阐述“兵中所以为危险者,外对敌国,内有*谋不测之变”这军事原则,同时也对朱灵进行抚慰和激励。
对部属些带有通敌叛变性质行为,曹操有时也能予以宽宥。官渡之战后,缴获不少许都和自己军中人暗中同袁绍互相往来信件,他不予追究,下令把火烧掉,就是其中个突出例子。这件事见载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及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而同书《赵俨传》裴注引《魏略》却有不同说法,说曹操击破袁绍后“使人搜阅绍记室”,两种行为、两种说法是完全针锋相对。但裴松之不相信《魏略》说法,说:“案《武帝纪》:破绍后,得许下军中人书,皆焚之。若故使人搜阅,知其有无,则非所以安人情也。疑此语为不然。”从当时情势看,曹操虽然取得官渡之战胜利,但袁绍还占据着冀、幽、青、并四州,背后、侧后还有刘备、刘表、孙权等人虎视眈眈,曹操任重而道远,正是急需用人之际。同时,同袁绍秘密书信往来不是两个人,而是批人,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必然造成人才重大损失,给自己造成不利。因此,比较而言,《武帝纪》记载是较为可信,这件事还是体现曹操宽宏大量。
曹操能够宽宏大量,当然主要由于他考虑政治上需要。个政治家,如果鼠目寸光,鸡肠小肚,不能容人,那是绝对办不成大事。相反,他只有尽量地不计较别人过失,不计较个人恩恩怨怨,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吸引人才,并充分发挥人才作用,以实现自己战略目标。曹操对这点是非常清楚,特别是在他开创事业初期,更特别注意这点。他总是力图树立起诚信宽厚形象,以赢得天下舆论同情、理解和赞许,以不断壮大自己势力。在那个君择臣、臣亦择君动乱年代,曹操这做,是取得明显效果。就是到后来,曹操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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