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迫使曹操不得不采用
再下令
办法，来敦促人事主管部门、乃至所有部属尽力发现人才、举荐人才，特别是发现、举荐那些以前因有这样那样毛病而被弃置不用，或仍然隐身民间未被发现人才。其目在于最大限度地开辟人才资源，以满足对于人才不断扩大需求。
三道求贤令核心都是“唯才是举”，即不管其德行如何，只要有才能就律加以任用，这在当时是具有反传统意义。两汉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统治，极力提倡封建礼教，形成
套以忠孝仁义为主要内容道德观，而且把这定为选用官吏重要标准。汉代不少皇帝下诏举士，都非常重视仁孝。如宣帝强调“孝弟有行义”，哀帝强调“孝弟淳厚”，章帝强调“孝行为首”，桓帝强调“至孝笃行”，没有个讲“唯才是举”，更没有讲“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人也要“勿有所遣”。选拔人才地方推举，评论人物清议，也都以“经明行修”，即熟悉儒家经典，道德行为、生活作风没有毛病作为考察重点，并设有察举孝廉和举贤良方正科目，作为儒生仕进阶梯。这种选拔制度在黄巾起义前直严格地推行着，延熹八年（165），即曹操十岁这年，桓帝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次年又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第三年又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可见统治者对具有所谓德行人才是十分重视。
选拔人才只重视所谓德行，其弊病是显而易见。按照这种选拔标准，地主官僚子弟只要通经，只要有忠孝仁义虚名，不管其有无实际才能，经过察举和征辟，都能做官，反之则无法得到仕进机会。东汉以后，察举制度日趋腐败，所谓仁孝道德更是空有其名，以至在桓帝、灵帝时期出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引时人语）局面。加之汉末大乱后，士人流散他乡，州郡察举制度也不能再继续推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抱残守阙，走选拔人才老路，势必陷入走投无路境地。因此，要大量罗致人才，推进事业发展，就必须打破旧传统，抛弃旧标准，另辟条新路。曹操早在建安八年（203）所下令文中，就提出“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选官准则，驳斥“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议论。在这三个令文中，更反复申述“唯才是举”方针，大胆否定以仁孝为中心用人制度，把反传统精神发挥到极致。
当然，曹操主张“唯才是举”，并不是要同传统彻底决裂，并不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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