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则态度有误，处置未妥，斯文化之末路遂至”。换言之，学衡派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要求民族性与世界性兼备，其核心成员，如吴宓等人也都有深厚
西学素养。这
运动与国家关系也并不紧密。而他们对于新青年派主要批评是其思想与学术功利性过强，这批评也许在今天还是有效（张宝明2021）。反观当下历史社会学运动，其对于西学认识和准备是不足，且其内核对于中西、古今关系理解是非此即彼，而非融通。这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飞速发展和国家地位急速提升是密切相关，也和近十年内全球思想保守化与民族主义转向相契。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时间权力与国家时间规划及话语是高度重合。包括社会学者在内知识分子，与其说是找回
时间感，不如说是丧失真正时间意识。
五结语过去、当下与未来
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性本质是种特定历史意识，并以某种时间性为基础。当特定历史观念中历史经验和有关未来期望之间差距无法弥合，特定时间性中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关系不再是显而易见普遍观念，那
现代性必然遭遇某种时间危机。不宁唯是，时间危机又总是相应政治与社会危机端绪，并与之紧密联系。从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到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
们可以瞥20世纪上半期进步主义与历史主义时间性遭遇何种危机，战后西方精神困顿根源又来自何处。而从阿赫托戈作品中，们或能理解当下主义作为种新时间性，是如何在“二战”后逐渐兴起，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获得霸权。这种有关时间褊狭主义，在政治层面与新自由主义和超级个人主义结合，在经济层面致力于提取每刻金融价值。尽管自20世纪末以来，们世界又经历诸多重要变化，比如政治激进主义与民粹主义回归、移民危机引发对西方文明再次崩溃担忧、西方m;主体制衰微、全球化逆转与全球产业重新布局，以至于最近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等等。然而在很大程度上，们远未跳脱当下主义时间结构，只是正在经历当下主义诸多危机，承受其罔顾历史也放弃未来期待后果而已。如果说从19世纪末到本雅明时代时间危机是欧洲性，那当下危机则通过新自由主义秩序扩展成为全球性。这也是时间议题变得如此紧迫与重要原因。
社会科学作为言说与剖析现代性学术工程之，在每次现代性时间危机中，都可能提出应对方法，并成为实验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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