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和年龄序列观。
我，作为一个“三十一岁的日本男人”，理应位于在日韩国人、女人、因经济景气好转而轻易就职的比我年轻的人们之上，理应得到比这些人更受尊敬的地位。即使没有正式职业、即使是无力的贫困劳动者阶层，如果社会转向右倾，那我也能恢复作为人的尊严。〔赤木，2007：219〕
赤木还说，职业女人有义务供养自己这种“性弱者”〔赤木，2007〕。那么，我想问问他：既然想被养起来，那女人迄今为止在家庭中承受的一切，包括家务劳动、抚育儿女、护理老人、性的奉献、家庭内,bao力，都做好了接受的准备吗？可他对此没有提及。“主夫”很少，不仅因为具备供养主夫的经济能力的女人很少，还因为愿当主夫的男人很少，这不过是因为，男人们早已知道，不仅主妇，主夫也是处于不利位置的。其实，尽管对家庭收入毫无贡献却并不承担家务的丈夫，从来就有，只是没人把他们称作“主夫”而已。从来没人主张过，有赚钱能力的男人必须承担供养经济弱者女人的义务；不仅如此，弱者女人为了“被供养”，付出了一切努力和牺牲以求被有经济能力的男人选上，这个事实也没人指出过，赤木出示的不等式为：强者男人(工作+)>强者女人(工作+、家务-)>弱者女人(工作-、家务+)>弱者男人(工作-)。在这个奇妙的不等式中，“弱者男人“居于最下位，可是，“最弱者女人”，即非婚无业的女人、在不利条件下工作并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被有意识地从这个序列中排除掉了。同时，收入与男人匹敌的“强者女人”，不但是绝对少数，婚后还要在压力沉重的工作之外承担家务(工作+、家务+)，这一点也被他忘记了，而且，他还没有意识到，如果“弱者女人”和“弱者男人”都有“(工作-)”这个共通项，那么，没有家务负担的“弱者男人”，或许还处于优势。赤木的论述漏洞百出，可见他对女性的现状既无理解也不关心。
“性弱者”论，就这样成了对“性的自由市场”的怨恨之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只要稍稍以“性的自由市场”为议论的前提，全被当作强者理论而遭拒斥。我本人也仅仅因为在与宫台真司的对谈中〔上野•宫台，1999〕劝告“性弱者”磨练与人交流的技能，就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2]。本来，性与恋爱，都是接近他者身体的技能，可以算是广义上的人际沟通交流技能中的一种。既然这是一种社会性技能，那就应该能在社会生活中学会。而嫖娼，无疑就是通过金钱媒介把这个逐渐接近的过程一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