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和年龄序列观。
我,作为一个“三十一岁的日本男人”,理应位于在日韩国人、女人、因经济景气好转而轻易就职的比我年轻的人们之上,理应得到比这些人更受尊敬的地位。即使没有正式职业、即使是无力的贫困劳动者阶层,如果社会转向右倾,那我也能恢复作为人的尊严。〔赤木,2007:219〕
赤木还说,职业女人有义务供养自己这种“性弱者”〔赤木,2007〕。那么,我想问问他:既然想被养起来,那女人迄今为止在家庭中承受的一切,包括家务劳动、抚育儿女、护理老人、性的奉献、家庭内,bao力,都做好了接受的准备吗?可他对此没有提及。“主夫”很少,不仅因为具备供养主夫的经济能力的女人很少,还因为愿当主夫的男人很少,这不过是因为,男人们早已知道,不仅主妇,主夫也是处于不利位置的。其实,尽管对家庭收入毫无贡献却并不承担家务的丈夫,从来就有,只是没人把他们称作“主夫”而已。从来没人主张过,有赚钱能力的男人必须承担供养经济弱者女人的义务;不仅如此,弱者女人为了“被供养”,付出了一切努力和牺牲以求被有经济能力的男人选上,这个事实也没人指出过,赤木出示的不等式为:强者男人(工作+)>强者女人(工作+、家务-)>弱者女人(工作-、家务+)>弱者男人(工作-)。在这个奇妙的不等式中,“弱者男人“居于最下位,可是,“最弱者女人”,即非婚无业的女人、在不利条件下工作并抚养孩子的单身母亲,被有意识地从这个序列中排除掉了。同时,收入与男人匹敌的“强者女人”,不但是绝对少数,婚后还要在压力沉重的工作之外承担家务(工作+、家务+),这一点也被他忘记了,而且,他还没有意识到,如果“弱者女人”和“弱者男人”都有“(工作-)”这个共通项,那么,没有家务负担的“弱者男人”,或许还处于优势。赤木的论述漏洞百出,可见他对女性的现状既无理解也不关心。
“性弱者”论,就这样成了对“性的自由市场”的怨恨之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只要稍稍以“性的自由市场”为议论的前提,全被当作强者理论而遭拒斥。我本人也仅仅因为在与宫台真司的对谈中〔上野•宫台,1999〕劝告“性弱者”磨练与人交流的技能,就成为了被批判的对象[2]。本来,性与恋爱,都是接近他者身体的技能,可以算是广义上的人际沟通交流技能中的一种。既然这是一种社会性技能,那就应该能在社会生活中学会。而嫖娼,无疑就是通过金钱媒介把这个逐渐接近的过程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