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身的医疗费用等。此外,地方z.府常年按照户籍人口规模来规划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不了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的需要。这些人难以把妻儿老小接到身边安心生活,因此在耐用品消费、住房和教育消费等方面都偏低。他们提高了储蓄,把钱寄回了外地家里。这些外来人口数量庞大,也推高了整体储蓄率。(7)居民收入份额低
居民消费不足不仅是因为储蓄率高,能省,也是因为确实没钱。从21世纪初开始,在整个经济蛋糕的分配中,居民收入的份额就一直在下降,最多时下降了10个百分点,之后又反弹回来5个百分点(图7-3)。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种先降后升的变化并不奇怪。在发展初期,工业化进程要求密集的资本投入,资本所得份额自然比在农业社会中高。与一把锄头一头牛的农业相比,一堆机器设备的工业更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收入水平,但劳动所得在总产出中的占比也会相对资本而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因此劳动相对于资本的所得份额降低了。此外,在工业部门内部,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有稳定就业和工资的任务,雇工人数更多,工资占比更大,因此90年代中后期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也降低了经济中劳动收入所占的份额。(8)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逐渐兴起,劳动密集程度高于工业,又推动了劳动收入占比的回升。
在这一结构转型过程中,地方z.府推动工业化的方式加速了资本份额的上升和劳动份额的下降。第二至第四章介绍了地方招商引资和投融资模式,这是一个“重企业、重生产、重规模、重资产”的模式。地方z.府愿意扶持“大项目”,会提供各种补贴,包括廉价土地、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这都会刺激企业加大资本投入,相对压缩人力需求。虽然相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工业整体上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但相对我国庞大的劳动力规模而言,工业确实存在资本投入过度的扭曲现象。加入WTO之后,一方面,进口资本品关税下降,增加了企业的资本投入;另一方面,工业在东南沿海集聚引发大规模人口迁移,而与户籍和土地有关的政策抬高了房价和用工成本,不利于外来人口安居乐业,“用工荒”现象屡有发生,企业于是更加偏向资本投入。(9)
当然,资本相对劳动价格下降后,企业是否会使用更多资本,还取决于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的可替代性。如今各种信息技术让机器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做的事越来越多,对劳动的替代性比较高,所以机器相对劳动的价格下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