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墓地和故居,也总是比较冷落。
当代欧洲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我认为是曾经当了十多年捷克总统的哈维尔。我在美丽的布拉格居然好几天都把自己锁在旅馆里,读他近年来的著述。我把他的主要思想写进了《哈维尔不后悔》一文的第四节,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读者能仔细阅读。
四
再说那一份图表。
图表在法国里昂的一家博物馆里,列出了这座城市在十九世纪的创造和发明。我细细
化资源。美第奇家族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出色,他们不是把文化创造的权力紧握在自己手上随意布施,而是以最虔诚的态度去寻找真正的创造者。他们对于一代艺术家的发掘、培养、传扬、保护,使新思想变得感性,使新时代变得美丽。
这座城市的市民长期追随美第奇家族,而美第奇家族却在追随艺术大师,这两度追随,就完成了一次关及人类的集体提升。
中国的一次次进步和转型,都容易流于急功近利,忽略了新的精神文化基础的建立,还误以为暂时牺牲文化是必要的代价。其实,社会转型的成功关键,恰恰在于必须集中权力资源、财富资源和文化资源,一起开创一种新文化。
三
再看那一片墓地。
我说的是德国柏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墓地。其实,欧洲可供游观的学人墓地很多,随之还有大量的故居、雕像,让后人领略一个个智者的灵魂。
同样是知识分子,德国的同行在整体上远比中国同行纯粹,并因纯粹而走向宏伟。历代中国文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联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解构了独立的文化思维;他们的“出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徊,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德国学者很少有这种情况,即使像歌德这样在魏玛做大官,也不影响《浮士德》的创作。黑格尔庞大的哲学架构和美学体系,更不可能是应时之作。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算是一个不小的行政职务了,却也坚守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的宗旨,实行充分学术自由,不许官方行政干涉。
比黑格尔的思维更加开阔的是康德,终身静居乡里,思索着宇宙和人类的奥秘。
但是,即便这样,康德也反对知识分子伪装出拒绝社会、摆脱大众的清高模样。他以法国启蒙主义者为例,提出了知识分子的行为标准:“勇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这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即便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知识分子,他们留给“公共领域”的精神财富也少而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