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能等到“一切事实都了然”的时刻再做出行动，因为我们非常清楚，我们永远不会了解所有的事实，也无法“让事实自己说话”，等到“政治家们和公民们自己得出实际的结论”。事实太过复杂，以至于不能期待它直接呈现出不言自明的结论。只能在相关的价值前提下，遵循实际目的对事实进行组织，没有人比我们更能充分地做到这一点。
——贡纳·梅德尔
在之前的两章中，我们列举了各项旨在减少歧视，或使人们的态度向更宽容方向转变的一般性补救方案。我们从基础研究的角度，对歧视和偏见的成因进行了评论，并在可能范围内对这些方案做出了评判。我们的研究并不需要是详尽无遗的，近几年来，这些方案已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学界对这些项目的兴趣也广泛传播开来。1
只是在过去这十年里，我们才发现对方案评估的迫切需求。这样的需求本身就值得评论。一个项目的负责人或董事，要将他们的活动提交给公正的判断，是需要勇气的。有时这个提议来自捐助者（通常是商人），他们会说：“我会为这个项目提供资金，但是你需要告诉我这笔钱是否花在了正确的地方。”这种态度体现了客观性的提升，以及公益领域时有出现的盲目信念和情绪化的减弱。我们已经对社会科学开始在法律领域发挥作用的方式进行了探讨（第29章），然而，社会科学在私人事业领域受到了更为广泛的欢迎和寻求。（顺便说一句，我们希望提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并非只有致力于群体关系的机构对社会科学所能提供的评估有需求，在以改变态度为目的的教育、社会工作、犯罪学、心理治疗以及其他领域，都存在评估的需求。2）
虽然这一趋势无疑是社会和科学进步的标志，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起到反作用。操作者可能会过于依赖研究人员，然而研究人员却无法满足他被寄予的巨大希望。我们无法将种族关系问题一概而论。正如我们在前一章所看到的，研究人员几乎不可能设计出一个能够考察到全部变量的评估实验。这个问题的根源过于复杂，以至于无法完全依赖于科学研究部进行解答。正如梅德尔所说，我们不能等到“一切事实都了然”的时刻再作出行动；也许这个时刻永远不会到来。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依靠基础研究和评估性研究继续做出努力，并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我们想到限制研究的适用性的各种实际和理论障碍时，应该牢记这种鼓励。
特殊障碍
任何在文化关系领域工作的人，都常会在其工作的社区中听到这样的话：“这里没有任何问题。”父母、老师、公职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