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游弋的细雪。他们在小旅馆登记的时候，在住客单据上写的是：约翰·奥托卡尔夫妇。这是一个幻想、一个虚构，弗雷德丽卡有一种被释放的感觉。尽管她并不是奥托卡尔太太，但没有人知道她真实的身份。他们顺着嘎吱作响的黑木楼梯走上一间吊灯垂得很低的卧房，卧房里的壁纸上满是小树枝，连床单也是同样的图案。他们在小房间里情不自禁地相拥，约翰·奥托卡尔精壮的身体对弗雷德丽卡而言，依然是有趣又陌生的，但有温热的触感，也能与她的身体契合和沟通。他们走出房间，目送最后一道微弱的天光，那道天光就在他们眼前由小山峰围成的碗里消失。初升的星光映进他们眼中，褴褛的云絮在星星的群落间纠缠穿梭。他们牵着手，他连手指都是温热的，弗雷德丽卡感到他的手指在与她的相碰时，有微微的震颤。
小旅馆里有一间兔子洞大小的黑漆漆的酒吧，酒吧里混合着啤酒、红酒和石蜡的气味。他们在小旅馆的餐厅里吃饭，餐厅的墙是桃红色的粗糙的泥墙，餐桌上钴蓝色的烛台上，点着一支盈盈的蜡烛。他们晚餐吃的是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餐桌上两人突然有点拘谨，对彼此客气。他们分享着彼此的身世，或者说部分的身世。弗雷德丽卡描述自己的父亲比尔、母亲温妮弗雷德时，用的形容词是：不因循守旧，教书匠，尊重常识；描述姐姐斯蒂芬妮时，用的词是：闪亮，聪颖，入土为安；说弟弟马库斯有数学头脑，灵敏，不好相处；她也介绍了自己：在布莱斯福德·赖德长大，在布莱斯福德女子文法学校读中学，学校风气自由，但学习内容无聊到令人窒息。约翰·奥托卡尔向她讲述的是一个在和平主义思维浓厚的贵格会社区长大的童年，他的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当年在一家巧克力工厂担任生产部门经理，二战期间因为提出良心上的反对意见而被抛入监狱，直到战争结束才获释。他也说起了他的母亲，但弗雷德丽卡想象不出他母亲的面目，不过她清楚：他母亲应该是一个贵格会教徒，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和平主义者。“我和我的双胞胎兄弟在米尔顿·奥尔弗雷佛斯的文法学校念书，”约翰·奥托卡尔说，“那段就学经历还挺平顺的，我们后来去了布里斯托尔专门读数学。父母亲一开始认为我们这对双胞胎应该被分开，所以我们一个被送去了布里斯托尔，另一个被送去利物浦，但是这种强行分离并没有成功，后来我们两人都留在布里斯托尔上学。”
“你是其中哪一个？”
“我是一开始就被送去布里斯托尔的那个。”
“你觉得你们两人应该被分开吗？”
弗雷德丽卡在延续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