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只能把它卖了,”我记得母亲不容置辩地说道,“冬天长着呢,我到时一个人在这儿,只留下这几个孩子帮我。另外,它食量太大,给牲口的饲料我们本来就不够。”
十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太阳已经消匿,好像今年都不准备再现身了。每个清晨的到来,都显得更为晦暗,其脸色也越发阴沉。大西洋灰蒙蒙的潮水,潮峰几乎是黄色的,带着脾气,毫不留情地拍打着岸边光滑的圆石;永不知退却的峭壁下散落的这些石头,就像是某个巨人不经意间丢下的。晚上我们躺在床上,能听到潮水涌来,撞碎在岸上,周而复始;这种轰雷般的响声来得是如此的冷酷和规律,以至于你可以在它们的间歇中数上节拍: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很难想象那片透彻晶莹的夏日之蓝也是在这里——在那样的季节,只有渔船留下的几线浮油,或者海鸥御风那几抹惊人的白光,才能破坏它的无瑕。而现在,它是浑浊的、愤怒的,甚至是痛苦的;它掷起飞掠的一团团肮脏的褐色水沫、孤零零的货船丢下的眼见就要溃烂的木棍、无主的鸭舌帽、损毁渔网的浮标,和必然要出现的漂流瓶,只是里面什么话也没有。还总见到发黑的、丝絮般的海草,是它从自己身底撕扯下来的,就好像这是一个自戕的季节——拔下隐藏的、私密的、不被察觉的毛发。
我们在自己家的厨房里,母亲说话的时候,很有精神地在捅着她炉子里的木柴和煤块。烧起的烟逃逸出来,翻滚着上升,直到被屋顶压扁。母亲讲什么话都要配合手势,好比她藏起的那个声音,要通过肉体的某种动作才能解放出来。母亲又高又黑,颧骨突起,眼珠是棕色的。她的头发也很黑,又长,往往被很用力地向后束起,在她颈后盘成一个圆的发髻,用珊瑚梳子固定在那里。
父亲则背对我们站着,从窗口看着大海冲击着峭壁。他的两只手在他身后握着,肯定握得很紧,因为皮肤都泛白了——特别是左手。我父亲的左手比右手大,而且左臂也要比正常情况长三英寸。因为他在哈利法克斯的码头上干活的时候,装卸工要用的钩子他都是用左手握着。父亲的肤色没有母亲的那么黑,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他现在日渐稀疏的头发也是这个颜色。
我们只住过一个地方,就是这个大海和矿镇之间的小农场。夏天父亲总是在自己的地里干活,到了冬天,父亲也曾经去矿场的地洞里面工作。后来地下的负荷他承受不住了,就会在十一月到四月期间,要么接活帮人运煤,要么就在他的林子里加工木材,用于支撑矿井的屋顶。不过,那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已想不起矿里还一直有活干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