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啊。你哪来这种怪念头的？”
“你问话的语气有点问题，像个老板，以为花了点儿钱就买断了一个作家。这种态度本人甚少碰到，还不习惯。老天！我有一次还送了一套给你当礼物呢！”他讲话一直就是这副德行。
“记得啊。不过我可没怪过你。你醉了。”
“雪利酒害的——埃尔莎·唐恩的雪利酒。还记得埃尔莎吧？她拿了一张刚画完的画给我们看，你说很美。老天在上，她气得什么似的！你说得诚恳又坦白，好像还真有把握她会喜欢你的赞美似的，记得吧？她破口大骂，不过我们两个都已经让她的雪利给灌醉了。但你还没醉到收下我的书。”
“我是怕我真把书读了，而且还懂了。”我解释道，“那对你可是一大侮辱。”
到了霍尔斯特德给我的那个在诺比山的地址，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坐在总机前的男孩，请他转告菲茨斯蒂芬。印象里菲茨斯蒂芬是个身材瘦长的人，栗色头发，三十二岁，灰色眼睛总是睡不醒的样子，嘴唇宽得有些滑稽，穿着不拘小节。他装出来的态度比他实际上要懒散。聊天对他来说高于一切，随便什么话题，只要算得上有些奇异，他都能提出很多似乎很精确的资料和颇有见地的想法。
我五年前在纽约碰到他。当时我在循线追查一大串骗子灵煤，他们骗了一个冰炭商的孀妇一万美元。菲茨斯蒂芬当时为了寻找写作题材，也在这个领域孜孜耕耘。我们因此结识，进而联合。我从这次联合中得到的比他要多，因为他对神棍集团的了解非常透彻；然后，在他的帮助下，我在两个星期里就破了案。之后一两个月我们亲密无间，直到我离开纽约。
“菲茨斯蒂芬先生说你可以直接上去。”总机处的男孩说。
他的公寓在六楼。我从电梯出来时，他已等在门口。
“老天，”他说，伸出一只瘦棱棱的手，“是你啊！”
一个中国男孩给我们送来了冰过的白葡萄酒。
“看来，你还在
“可不就是我吗？”
他一点儿也没变。我们踏入的房间塞了六个书柜和四张桌子，几乎容不下别的东西。四处散置着各种语言的杂志和书，还有报告、剪报、校稿——简直跟他当初在纽约的房子一模一样。
我们坐下来，在桌腿之间找到空间搁脚，然后简单谈了谈别后各自的生活。他到旧金山已经一年多了——只除了周末和连续两个月的时间在乡间隐居，为了写完一本小说。我在旧金山则过了将近五年。他说他的确喜欢旧金山，不过对那些提倡将西部归还给印第安人的运动也没意见。
“写得怎么样啊？”我问。
他锐利地看着我，责问道：“你都没读我的书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