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还是有话可说。
1000多年前,哲人奥古斯丁在阐述解释自己时,曾经说过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本身出了问题。”是的,人在与世界的对抗中,看起来强大无比,其实,最不了解的,还是自己本身。一个人在他的写作中所描绘的绝对真实,就像是尘世中的绝对公正、自由和完美那样荒唐。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有着完美的东西,任何存在物,不管它是实的,还是虚的,都是有着缺陷的。最热切的决心,最坚定的信念,最确凿的事实,从一开始就是不可能的。写李鸿章,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我觉得难度最大的一点是,我们如何擦亮自己的眼睛——在很多时候,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的清晰程度,取决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立场本身。不可否认的是,假如我们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或者是我们的立场出现问题,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会是真相本身,而是扭曲了的东西。
在写作李鸿章的过程中,我曾认真地阅读了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这样的阅读让我异常吃惊。我吃惊的是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异常准确的把握;也吃惊为什么后来竟会对这样的准确的把握进行着全盘的颠覆。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列举中国文化一个最致命的软肋的话,那么就是它一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和忏悔,缺乏这种忏悔的精神和习惯。这样的反思和忏悔,应该是与人自身那种具有无限深度的自省相连的。而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这个民族很容易坠入情绪的蛛网,坠入是非纠葛之中;即使是反思,也只是那种浅层次的、一种情绪和功利的总结,很少有那种真正的、平和而有深度地对于内心和人性的挖掘和警惕。而且这样的思索又极容易受到各种各样派别、立场、权力或者别有用心的阴谋左右。这样的状态,使得我们在五千年不算短的文明史中不断地犯着同样的错误,缺少实质性的进步和飞跃。
前段时间看余华的《兄弟》。这部轰动的小说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我却一直对它看好。我觉得《兄弟》最成功的一点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曾经的荒诞以及正在延续的荒诞。我们能够意识到历史的荒诞性,但我们却意识不到现实的荒诞性。这样的缺乏,是因为我们对于现实缺乏足够的警觉,也缺乏一种由思想高度所拉开的距离,以及对历史和幻象应该保持的冷静。余华提醒了我们,提醒了我们的丑陋和荒诞,并提示我们反思。这样的情形,就如同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或者卡夫卡的《变形记》一样。
中国近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因为社会变动的迅速,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走完西方几百年来发展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