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了我（“我总不能把它挂在伊顿的公寓里吧，亲爱的，真的。否则就连彼得也该起疑心了。”）。我把它装进画框，挂在客厅的煤气壁炉上方，它是墙上唯一的画。彼得写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小说《红与蓝与红》相当畅销，格洛丽亚开心地帮他花着版税。她在布歇尔机场跟我吻别时说：“谢谢你，洛根，亲爱的，带我过了个超棒的假期。不过我认为，我们在一九五八年之前都不应该再见面了。”她告诉我彼得一个接一个地交女朋友，都说是他的研究助理：她这话让我不再受良心折磨了。面对彼得时我也不会有负罪感——可阿兰娜呢？
去我的裁缝店进行最后一次试穿：一套炭灰色的细条纹套装；一套夏天穿的灰色轻薄款法兰绒套装；还有我标准的午夜蓝双排扣套装。显然，从一九四四年到现在，我的腰围长了十三厘米。“都是吃那些汉堡、三明治吃的，先生。”伯恩说。
8月23日，星期四
杰克逊·波洛克在长岛出了车祸，害死了自己和另一个女孩。很悲伤，但并未引起艺术界的震惊：大家一致认为，他总会以某种方式害死自己的。本从巴黎给我打来电话，让我买下所有能买到的波洛克的画。可它们都是垃圾啊，我说。那人就是个无可救药的画家，他自己也清楚，所以他才会一心求死。谁管这些？本说，你就买吧。他没看错：波洛克的画已经在涨价了。我分别花了三千和两千五百美元，才买下他后期画的两幅很糟糕的作品。赫曼·凯勒说他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有一幅波洛克在一九五〇年画的滴墨画，但开价五千美元。好吧，我极不情愿地说。本非常满意。
10月19日，星期五
今天我在麦迪逊大道上碰到了马吕斯·利平。他正从一家酒店出来，满脸通红，站也站不稳——应该是喝了太多鸡尾酒。这时还只有下午四点。我礼貌地微笑着，点头打招呼，想从他身边走过，可他抓住我的胳膊。他管我叫“小混蛋”，说我是挑拨他们父子关系的“该死的马屁精”。我说就算有什么挑拨了他们的父子关系，那也应该是儿子从父亲那儿偷走的三万美元。他朝我挥拳，没有打中。我把他推开了。我五十岁了，不能再在纽约街头跟年轻人大打出手了。“我会收拾你的，你这该死的狗东西！”他对我大吼。“好的，好的，好的。”说完我便漫步走开。几个纽约人停了一秒钟，露出微笑：没什么大事，不过是两个外国疯子在吵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