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的泼水节,在安红石的记忆里鲜明如昨。泼水节是傣族人在四月的春节,她作为知青到东风农场已进入第七个年头,却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当地最大的节日。和其他知青一样,对她来说,日子几乎总是前一天的翻版,就像一条乏味的看不到尽头的直线。但似乎就是从泼水节的那天起,时间的密度和质地发生了变化,如同河流在雨季换上裹挟红土的浊流,汹涌地扑向下游。
那年,安红石二十三岁,也许是环境磨人,她偶尔会感到自己过早地老了,一颗心沉甸甸的,全无二十出头的活力。她最好的朋友傅丹萍二十一岁,也和她一道经历了泼水节的种种。回望一九七五年,安红石能分毫不差地想起傅丹萍当时的模样。齐耳短发,幽深的杏眼,笑的时候,一颗虎牙俏皮地闪现。多年后,叫作“游雅”的电台主持人矫正了那颗牙,笑容变得齐整,安红石却觉得好友因此少了些什么。当然,从傅丹萍到游雅,其间的变化远不止那一点牙尖。
在大勐龙参加泼水节的,是七分场合唱队的一伙人,他们原本在荒僻的乡下,进城过节纯属偶然。
就连合唱团的兴起,也是偶然。追根溯源,是傅丹萍促成了他们这支小团体。丹萍有副好嗓子,和她一起出工,听她唱歌,繁重的劳动仿佛也减轻了几分。尤其在雨季,穿着湿衣服在梯田上干活,周围被雨水和雾气搅得一片朦胧,视野中只有眼前的几步路,同伴的身影被雨帘隔绝在外,鼻孔里满是植物濡湿的气味。偶然有人扯着嗓子和别人交谈,隔着重重水雾和野草,听不真切。忽然间,丹萍唱起歌来。她的嗓音并不特别清脆,而是又圆又润,温厚得像酒,穿透了空气和植物的屏障,洒遍大半个山头。四连的知青们说,听见她的歌声远远传来,只想把锄头和十字蒿一扔,躺下来看天,看云。她有时唱《长征组歌》,“索玛花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她还爱唱外国民歌,《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些她只在连长不在的时候才唱。
有一次分场支书老芮在山脚下听到她唱歌,便一步一脚泥走上来,站在旁边听了好久。老芮说,有特长就要发挥嘛。于是七分场成立了合唱队,从各连队抽调成员,利用工余排练,还到其他分场搞巡回演出。排练占用了本来就不多的个人时间,好处则是,合唱队演出的日子,白天赶路,不干活也算全勤。换句话说,用唱歌抵开山挖土种树等重体力劳动,是桩好买卖。那些一开始嫌排练辛苦而退出的人,后来纷纷想回合唱队,老芮说,g,m工作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一律不批。
安红石属于“坚持”下来的人。她的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