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也就是大量的书籍和文艺作品被评价为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情调和修正主义，并且被禁止阅读和传播。我的妈妈所在的复兴镇“红卫兵”，在出身不好的人家，也就是那些能够阅读的人家，搜出了许多封资修小说古籍，作为批判对象堆在公社礼堂中。我的大舅，也就是妈妈的大哥作为一名木匠在公社里做木工活，回家时便在礼堂堆放的小说里偷拿两本给我的妈妈。
因为白天要下地干活，所以她在夜里点着煤油灯，一直看到深更半夜。这种灯的火光十分暗淡，冒着黑烟，玻璃的灯罩可以在一夜之间被熏黑。天亮后下地干活时，她就把看的故事讲给一同干活的人听。大队里的小孩和妇女们追着她听故事。有一次，她的手指生了疖子无法使用锹，只能做肩挑的活计，她就去挑晒干的牛屎做成的火粪，从一处运送到另一处。她边走边讲，一大堆孩子跟在后面听。平时大家只用挑两担的火粪，因为听得太入迷，每个人都多挑了一担。
她成了一个劳动着的说书人，夜里点灯看小说通宵达旦，白天卖力地贩卖“封资修”。她讲全本的《薛刚反唐》，讲《薛仁贵征东征西》，讲《岳飞传》《镜花缘》《济公传》。队上最有文化的老翁时不时考问：薛仁贵破某某阵用的是什么阵？她一一对答如流。
应该没有记错，我看的第一本中国小说，便是那时起就留在家里的《薛刚反唐》。那是一本纸页很黄很软的、厚厚的小说。书页的右下角全部微微卷起，封面上画着一个怒目圆睁、满脸胡须的壮硕男人。每一张纸的边缘都泛起柔软的毛，正是经过了许多时间的样子。主人公薛刚是一个16岁的少年，他一边哇哇大喊着发脾气，一边砸烂了一座楼。这本小说在我心里可能埋下了一些黑社会情结，以至于后来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好像正是因为他喜欢惹事打架，后脑上有一道两寸长的伤疤，才在我眼中格外迷人。
“w.g”期间，除马恩列斯毛之外，大量书籍被列为“四旧”或划为“毒草”，被封存化浆焚毁。这场运动波及全国各个角落，天涯海角，无远弗届，可以想见当时无书可读的状况。我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文化出版在我出生前后逐步恢复升温，但对于无数迫切地渴望着书本的人来说，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和速度都远远不够。
新华书店是当时唯一的发行和销售渠道，即使也有其他的书店，订购也需要通过新华书店。在那个时期只要有书到，新华书店便排起长队。对市民来说，如果看到了新华书店在排队，别管是什么书，去排就对了，能买到的都买。我对此有一个温馨的想象：爸爸正在新华书店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