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新的度量标准被视作欺骗不熟悉这套标准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伎俩。广大人民都几乎目不识丁，也不是所有人都使用同样的数制。在近代早期的世界，以20（脚趾和手指的总数）为基础的数制比以10为基础的数制更普及。任何超过简单划分的东西都是神秘的。因此，从一种度量方法转译为另一种有通天之难并且可疑。
不过，度量系统过多并非简单地是民间智慧（或无知）带来的后果。几千年里，度量衡都被看作公正与主宰的标志。权威意味着有力量界定刻度。当度量标准的制定者也是收税人和出借方时，经常会发生滥权。在封建制度下，每个领主都设立自己的标准，而他的朝堂裁定这些标准。这种复杂性在有些地方比如西里西亚（Silesia）是复合型的，在那里，除了小封建领主数量众多，还有教会当局与市政当局，各自都有自己的度量衡。
有时，对度量标准之界定的差异是为了隐藏价格差而有意为之。对前资本主义的人来说，巨大的价格变化意味着动荡，价格差异在他们眼中可能有如生死之别。他们对此的反应方式不是转投别个卖家，而是叛乱。为避免此况，商人们经常让度量标准不同。在实行公制前的欧洲，药剂师的一磅是小磅，香料商人用比较大的磅，肉商则用更大的磅。1826年意大利皮德蒙特（Piedmont）的商人们同意使用“磅”（libra）。然而，称糖、咖啡与杂货时一磅是12米兰盎司；称蜡烛时一磅是14盎司；称优质肉和奶酪时一磅是32盎司。面包这一近代早期欧洲最重要并被收取政治税的食物是按条卖的。价格一样，但就像今天的糖果块，一条面包的大小有着实质性差异，取决于谷物的价格。正如波兰历史学家维托尔德·库拉（WitoldKula）见解深刻的评论：“把这整个过程看作针对社会对市场发展之反应的一个有局限的安全阀或缓冲器，这比较合理。”
统一度量标准的最早三次努力是希腊人、罗马人和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快速扩展并巩固其帝国的副产品。扩大税收的需要推动了这几次尝试。然而由于它们不反映也不创造地方观念的任何变革，所以它们大半失败了。
只有到18世纪末期，法国大g,m创造出米制系统并加以传播时，才迎来成功。该系统建基于非人格化且恒久的天文计算法，而非地方性的拟人化习惯。一米是从赤道到北极的子午线长度的千万分之一。因此，“米”需要一场思想g,m：商品化进程的发展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观念被接受——这意味着，法律制定者或测量员不是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