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可能比在位的统治者能提供更有利的交易），都需要地方代表有这样的自主权才能办到。因此，成功的贸易商也必须是将领（懂得带兵打仗）和侍臣（懂得巴结奉承，广结人缘）。金奈那位地方代表拿他所养老虎的饲养费报请公账时，无疑认为养老虎是为了让自己够体面，以便打入他必须打交道的官场，因而饲养老虎的开销当然要由公司支付。信仰基督教的贸易商娶当地印度女子为妻（尽管在老家已有老婆），赞助宗教意味浓厚的当地文化活动，还有其他诸如此类的事，他们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自己高兴，还是为了融入当地社会，以利公司业务的推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业后的前一百年左右，伦敦显然认同此点，认为深深融入当地社会乃是做生意所不可或缺。
但另一方面，从事远程贸易，特别是一心追求垄断的贸易，得牢牢掌控这些职员。他们之中期盼光靠死薪水致富的人只占极少数，绝大部分人私底下还从事大量买卖以赚取外快，而这些业外活动，有些必然和为公司追求最大利润的目标相冲突。当派驻地方的代表和当地上层人士一起作乐时，伦敦也愈来愈猜疑那些代表心里是想着公司利益还是个人利益。
随着会计方法变得更为复杂精细，总公司开始想方设法对可允许的开销订定更为严密的规定，但只要员工想钻漏洞，再严密的规定都阻挡不了他们。只要懂得将某人的老虎、宴会服务人员诸如此类的名目，改以别的名目记在自己的开支簿里，即可避开规定。
因此，总公司面对鞭长莫及的海外员工，只得诉诸道德以加强管理。除了这些冷冰冰的金融规定，还愈来愈倚重更普遍适用的道德劝诫，希望让公司的驻外员工相信，如果和“本地人”走得太近，就当不成道地的英格兰人或苏格兰人之类。（在18世纪这些改变发生的同时，种族歧视心态开始深入欧洲人心，欧洲人更深信自己优于其他民族，更认同有节有礼的生意人应和放荡不羁的当地贵族有所不同，且这些改变还对这些观念的改变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到18世纪结束时，欧洲人已不再把所娶的当地女子称作“妻子”，而改称为“小老婆”，乃至“妓女”；在该世纪末的某些战争和经济恐慌期间，她们和与她们同住的男人，甚至不得住进有防御工事的欧洲人聚落。欧洲人仍继续款待当地上层人士，但愈来愈将这视为身不由己的憾事，愈来愈认为欧洲人若过度沉迷于此事，将可能斫丧其灵魂（和民族认同），从而更坚定不移地相信这会危及公司红利这一更为功利的看法。大贸易商抱持超越民族、国界的开放心胸，融入当地的贵族生活，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