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觉的西方广告和香港疯狂的生活节奏叫我一时间适应不了，有点蒙，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意思。
那个星期，我的心情一直很沉重，离开四川的感觉是很痛苦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站在香港岛大潭水库岸边一处人迹罕至的僻静之地练气功，这还是我在成都那个寺庙院子里跟老师父学来的。我想由此创造一种当下、不远的将来和我已经告别的生活之间的接续之感。等我回到牛津的父母家中，心理准备已经做好，就像多年漂泊在海上的水手，下定决心重新踏足陆地。
要是在“深潜”入中国腹地和上岸的往返旅程之间没有到香港（或者稍差一点意思的上海、北京）这个“减压舱”待一待，我就会得“减压病”。比如，要是直接从伦敦飞长沙，只是在北京短暂停留转机，那简直就是灾难。我每次都觉得自己像突然被连根拔起，异常困惑迷茫。英语、普通话和湖南方言像一锅乱炖，让我舌头打结，不知如何开口，而且至少有两三天很难去社交。香港给了我一个空间，去中国的路上能先稍微适应一下，做好心理建设；回家的路上能整理下思绪，找找做英国人的感觉。
香港能起到这种作用，是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和这座城市一样，位于交界之处。我香港的朋友早就习惯了每天在不同文化之间游刃有余。我们都能东西转化、来去自如，饮食习惯也是随遇而安。和他们聊天不用多解释什么，这实在让我轻松自在了许多。那时香港的文化多样性与国际化是中国大多数地方所不及的，就连出租车司机也能粤普英三语混杂着跟你聊上一段。
那些日子里，我有时会身处完全的英语环境，比如富勒姆区的晚宴(4)。这种时候我总感觉自己是个外国人，看问题的角度与众不同，脱口而出的也是旅途中的故事。而在中国呢，我大多数时候当然还是一个大鼻子“蛮夷”。但香港就不一样了，自从一八四二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从中国手里抢走了这个看上去没什么发展前途却有着避风深港的弹丸小岛，这里就变成了个“混血儿”。香港人的早餐多种多样，可以毫无压力和偏见地随意选择牛角面包加意式咖啡，或者蒸鸡爪配乌龙茶。他们也能出去吃吃“酱油西餐”(5)，或者逛逛同时卖鲍鱼干与西班牙甜橘酱的熟食店。所有人都习惯了炸虾点心蘸上沙拉酱、豆皮卷佐以伍斯特酱。游客可能会深感古怪不适，但香港让这一切都顺理成章。
有几个老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冷玫瑰”，觉得我俩能成为好朋友。乍看上去我俩好像没什么共同之处。冷玫瑰是位女商人，成熟老练、打扮光鲜，浑身上下一股国际范儿；而我是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