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他的“烹饪课”,就别怕恶心。和所有优秀的中国大厨一样,冯锐坚持使用最新鲜的食材,而且他要去菜市场亲自挑选。所以我跟着他去买菜,并且开始意识到,要是我真的要认真学习中国料理,那就必须习惯于“屠杀”。
单说那个卖黄鳝的摊子吧,就总是在一片血泊之中。一条条黄鳝有着闪亮的外皮,是那种深深的灰绿色;它们细如手指,一米左右的长度,在大水盆里像蛇一样盘踞着。要卖就要剖,剖黄鳝倒是挺简单的,就是又脏又血腥。小贩坐在矮矮的木凳子上,嘴上叼着烟,抓住一条黄鳝的脖子,也不管这小生灵如何地拼命挣扎跳动,就把黄鳝头往他双膝之间竖起来的一根木头钉的尖上一钉(发出“嘎吱”一声)。烟还是叼在嘴上,他拿过一把脏兮兮的小刀,把这抽搐的东西从脖子一直剖到尾巴,刮掉一堆血淋淋、乱糟糟的内脏,直接扔进下面一个桶里。有时候一些内脏还是会飞溅到地上。最后,他把黄鳝剁成几节,头和尾巴丢掉,血呼啦的身体放进另一个塑料袋里。“必须吃新鲜的,”冯锐说,“一个小时不处理,味道就不好了。”
和冯锐买这一趟菜之前,我也去过很多中国的菜市场了。一开始,那种残酷和血腥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人们似乎对生命完全漠不关心,剖鱼就跟削土豆皮一样稀松平常;活剥兔子皮的时候还能悠闲地抽支烟;给一只还没反应过来的鸭子割喉放血,一边还跟朋友插科打诨。他们不会在动物下锅或者上桌之前早早地弄死,而是直接开始准备这个食材,任其在这过程中死去。不过,也许,问题的关键就无形地包含在这形式之中。在英语和大多数欧洲语言中,可供人吃的有生命的东西,用于它们的词很多都来自拉丁语的“anima”,代表着空气、呼吸、生命。英语里的“creature”(生灵)这个词,来自拉丁语中和“创造”有关的词,似乎将动物与我们人类联系在了某个十分神圣的宇宙当中。我们也都是生灵、是动物。而中文里的“动物”一词,可以直接解释为“移动的物体”。如果说你只是把其简单看作一个“移动的物体”,几乎没什么生命可言,那伤害其性命还算是残酷吗(除非你是个虔诚的佛教徒)?
我到成都不久,一位浑身闪烁着母性光辉的中年妇女邀请我去她的兔肉餐馆吃午饭,在那里我遭遇了最严重的“文化冲击”。“到馆子头来看一哈(3)。”这是她的要求。一进门,我们午饭的主要食材还在屋子的角落里吃着莴笋叶子,小嘴儿快速地动着,可爱极了。下面的文字节选自我的日记,是那天在厨房旁观的时候写下的:
兔兔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