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给我另一笔相同金额的赔偿。然而，直到2018年秋天，这一案件始终没能得到最终的判决。
在我和阿尔斯通开始这场诉讼之前，我的律师已经联系过阿尔斯通，试图达成和解。我们举行过几次会谈，第一次会谈在2015年春天举行，阿尔斯通的人力资源部主任亲自到场，并带来了律师，我也有两位顾问陪同，他们是保罗-阿尔伯特·伊文斯和马库斯·阿斯肖夫。会谈开始后，我直言不讳地提出质问，凯斯·卡尔在我前往美国之前那番令人安心的承诺、被捕后我的孤立无援、总部拒绝接待克拉拉、用“擅离职守”的罪名将我解雇、停止支付我的律师费用、在支付离职补偿金这件事上斤斤计较等等。我希望人力资源部主任能向柏珂龙明确转达：我非常清楚柏珂龙极力撇清自己，但我绝不会永远逆来顺受。随后我离开了会场，我的律师留下来与他们谈判。
我因在美国被捕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我只有47岁，但从今以后再也不可能担任与我在阿尔斯通工作时相当的职位了。考虑到我还留下了案底，我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还能找到一份领薪水的工作。
令人惊讶的是，我的老东家在这个时候似乎愿意听取我的意见。几次谈判后，我们就赔偿范围达成了共识，并决定将纠纷提交至一位独立仲裁员裁决。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解决。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通用电气就会完成收购交易。到那时，阿尔斯通内部为数不多的、有点良心并且愿意补偿我的人可能就不再掌权了。因此，我们商议决定于2015年6月底或7月初支付补偿金。但是，这件事情就没有下文了，直到9月中旬都没有任何消息。有一天，人力资源部主任通知我，他要离开阿尔斯通，仲裁没戏了，但公司可以支付给我十几万欧元，我可以选择拿钱走人，也可以继续等，但必须马上就决定。虽然这不是个小数目，但远远低于我们此前谈好的赔偿下限。扣掉应交的税款，这笔钱刚好够付我在美国和法国请律师的花销、往来美国的交通费用，以及我应当支付给美国司法部的罚金——人力资源部主任太清楚这些门道了。
为什么他忽然转变了态度？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2015年9月初，欧盟委员会批准了通用电气的收购交易申请。这笔交易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什么事能改变这个事实。美国人认为他们胜券在握，不需要再跟谁虚与委蛇。我拒绝了人力资源部主任的提议。2015年10月底，他离开了阿尔斯通。几周之后，柏珂龙也离开了。最终，谈判完全失败。
我的前雇主拒绝给我应得的补偿。它又一次背叛了我，而且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