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给我另一笔相同金额的赔偿。然而,直到2018年秋天,这一案件始终没能得到最终的判决。
在我和阿尔斯通开始这场诉讼之前,我的律师已经联系过阿尔斯通,试图达成和解。我们举行过几次会谈,第一次会谈在2015年春天举行,阿尔斯通的人力资源部主任亲自到场,并带来了律师,我也有两位顾问陪同,他们是保罗-阿尔伯特·伊文斯和马库斯·阿斯肖夫。会谈开始后,我直言不讳地提出质问,凯斯·卡尔在我前往美国之前那番令人安心的承诺、被捕后我的孤立无援、总部拒绝接待克拉拉、用“擅离职守”的罪名将我解雇、停止支付我的律师费用、在支付离职补偿金这件事上斤斤计较等等。我希望人力资源部主任能向柏珂龙明确转达:我非常清楚柏珂龙极力撇清自己,但我绝不会永远逆来顺受。随后我离开了会场,我的律师留下来与他们谈判。
我因在美国被捕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我只有47岁,但从今以后再也不可能担任与我在阿尔斯通工作时相当的职位了。考虑到我还留下了案底,我甚至不清楚自己是否还能找到一份领薪水的工作。
令人惊讶的是,我的老东家在这个时候似乎愿意听取我的意见。几次谈判后,我们就赔偿范围达成了共识,并决定将纠纷提交至一位独立仲裁员裁决。我希望这件事能够尽快解决。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通用电气就会完成收购交易。到那时,阿尔斯通内部为数不多的、有点良心并且愿意补偿我的人可能就不再掌权了。因此,我们商议决定于2015年6月底或7月初支付补偿金。但是,这件事情就没有下文了,直到9月中旬都没有任何消息。有一天,人力资源部主任通知我,他要离开阿尔斯通,仲裁没戏了,但公司可以支付给我十几万欧元,我可以选择拿钱走人,也可以继续等,但必须马上就决定。虽然这不是个小数目,但远远低于我们此前谈好的赔偿下限。扣掉应交的税款,这笔钱刚好够付我在美国和法国请律师的花销、往来美国的交通费用,以及我应当支付给美国司法部的罚金——人力资源部主任太清楚这些门道了。
为什么他忽然转变了态度?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2015年9月初,欧盟委员会批准了通用电气的收购交易申请。这笔交易已经板上钉钉,不会再有什么事能改变这个事实。美国人认为他们胜券在握,不需要再跟谁虚与委蛇。我拒绝了人力资源部主任的提议。2015年10月底,他离开了阿尔斯通。几周之后,柏珂龙也离开了。最终,谈判完全失败。
我的前雇主拒绝给我应得的补偿。它又一次背叛了我,而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