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法为您提供一个与您此前的职位、能力和薪酬相匹配的工作，因此您得自己想办法。”就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很热情，但也很现实，更何况我还没告诉他我刚从看守所里出来，而且有可能再回监狱里待很长时间！就这样，46岁的我失业了。由于还在保释期，我无法向任何公司正式投简历，我无法掩盖我的过去（无论是招聘方还是合伙人，只要在网上输入我的名字检索一番，就能了解我的服刑经历），无法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我把所有的积蓄都用来支付保释金），特别是我还有4个孩子。幸运的是，9月，克拉拉从新加坡回来后很快就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从这段经历中获得一些收益，尽管它像噩梦一般。几个月来，我反复阅读、仔细分析了很多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案例。在缓刑期间，我建了一个数据库，里面存储着上万份文件。同时，我还研究了法国、英国、德国、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反腐败法。了解邻国的案例后，我发现法国在合规咨询市场，也就是企业道德规范方面，绝大多数话语权都被美国企业把持着。无论是审计事务所，还是大律师事务所，抑或是经济情报组织，几乎所有这类企业都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这倒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市场合规监管体系诞生于美国，而后它发展成了一种全球的贸易形式，就像其他的贸易一样。问题是，这里涉及国家安全及经济主权问题。只需看看被美国司法部追查的企业名单就能看出来：无论是电信行业的阿尔卡特，还是石油行业的道达尔和德希尼布，抑或是能源行业的阿尔斯通。而这只是个开始。2014年9月，一个名为“反海外腐败法博客”的美国网站列出了几家处境危险的法国企业，如空中客车、赛诺菲、维旺迪、法国兴业银行等。法国CAC40指数中的大部分企业都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秘密调查过，而它们却浑然不知。然而，截至2014年，没有任何一家法国律师事务所拥有反海外腐败部门。只有商业道德规范联合会和商业合规联合会为企业提供一些建议。
以我的浅薄之见，我决定冒险一试，创建一个小型的为企业提供咨询建议的组织。我这么做有两个目的：首先是提醒企业的负责人保持警惕；其次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如为他们的运作流程提供调整优化建议，使用图表数据对风险进行评估，以及确认他们的代理商、经销商、供应商、顾客等合作伙伴是否廉洁可靠等。几个月来，为了能让我的业务更具成效，我一直致力建立独特的工作体系。2014年末，当我正式开始投身这份工作时，我制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