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冲向淋浴头开始打斗，那是摄像头唯一的盲区，几个持械狱警立刻蹿出来防止他们把对方打死。斗殴双方随后被关进了单人囚室。最近单人囚室总是人满为患。我内心因这一争斗而感到自责不已。争斗是因我的镜子而起的，不是吗？在这里，,bao力随时会落到你头上。过了一阵，我听说又关进来一个犯人，那是一个粗鲁的胖子，他和一个小老头儿住在同一隔间里。这个新关进来的犯人是个强*惯犯。狱警肯定认为，他总该不会去攻击一个老人，或者他们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共同话语。狱警只是满足于填满每一个空着的床位。晚上，大家听到了几声叫喊，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早上起来，为时已晚——老人已经被送到医务室了。
一周前，我决定去参加弥撒。监区里所有的拉美人和希腊人都去了。我已经4年没进过教堂了，上一次还是参加我小外甥的领圣体的仪式。神父在对宽恕进行布道，要懂得宽恕别人和自己。我不信上帝，但耶稣的启示是普世的。我自忖或许有更深层的原因指引我来到他的围墙之内。出去的时候，我是否会活得更深刻、更平衡、更真实？明天我能否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更好的儿子、更好的兄弟、更好的丈夫，克拉拉已经为我经受了太多的磨难。
至少，在度过了充满不确定的一个月后，局面变得更加明朗。如果我能争取有条件释放，我就必须待在美国，而克拉拉要带着孩子们来和我团聚。她早都安排好了：从新加坡搬家，寻个差事，让孩子们注册入学，她甚至已经为我在波士顿找了一间公寓。她费了这么大力气做的一切，都变得毫无意义。由于我继续被监禁，所有计划都似竹篮打水一场空。4个孩子准备就读的新加坡国际学校名额很紧张，我们得在9月开学之前预先注册，并且在5月初交一笔数目不小的预付款。现在看来，全家至少这个学年都要待在亚洲，这可能对大家来说都方便些。
这周，我的朋友汤姆来看我。他是个法美混血儿，我1999年刚到美国时就认识他了。我在怀亚特的探视厅见到了他，我们要隔着巨大的屏蔽电子信号的玻璃墙用电话交流。由于很多来访者都是拖家带口一起来，小孩子很多，巨大的嘈杂声使人们很难听清彼此。但无论怎样，看到一张熟悉的脸让我感到很开心。他和克拉拉一直有联系，并约好等他探视完毕后就打电话告诉克拉拉我的健康和心理状况。我们有1个小时的交流时间，1分钟都不会多，到时间以后电话会自动被切断。所有通话都会被录音，因此我们交谈的内容很受限制。我请他让所有人放心。时间过得太快，我很快又回到了A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