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妹妹朱丽叶特对我的支持有多么宝贵
克拉拉应对得很好,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好。她在新加坡,决定把所有担子都挑起来。一周以来,她想尽办法,寻找能抵押房产来为我做担保的美国公民。没有这一保证,就不会有任何一位法官准许我的保释申请。她还联系阿尔斯通,与火电部门的法务主管马蒂亚斯·施魏因费斯特进行了远程通话,而此人的上司正是过去7年里我的老板安德烈亚斯·卢施。施魏因费斯特将情况汇报给了阿尔斯通的法务总监卡尔。
“我很震惊,”克拉拉在电话里对我说,“刚开始时,施魏因费斯特表现得非常友好,向我解释说阿尔斯通一直都在支援你。但是,当我们开始讨论细节问题时,我才发现他之前说的全都是空话。”
“你的意思是说……跟我讲讲他都对你说了些什么,越详细越好。”
“好的。他说,关于抵押房产的事,阿尔斯通不会帮我们找人,因为美国司法部门不允许它这样做。检察官会认为阿尔斯通帮忙找人只是一种托词,实质上是对你的变相帮助。”
“这个,在这之前我就明白……”
“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就算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最后找到了愿意承担风险为你做担保的美国人,你被保释之后也不能在阿尔斯通继续工作!”
“什么?不可能!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这样对我的!”
“不,弗雷德。施魏因费斯特说得非常肯定。因为阿尔斯通也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所以一定会禁止你和温莎的同事们见面。至少在接受调查期间,你们是不能见面的,甚至连我都不能联系他们。他们禁止我和阿尔斯通的任何一位负责人取得直接联系!”
我觉得自己挨了当头一棒,我未来的所有计划突然都落空了。之前,我一直设想着自己被保释以后——虽说还要被迫留在美国等待审判——依然可以重返位于温莎镇的阿尔斯通美国总部,继续在锅炉业务部门工作。但现在,听完克拉拉的这番话,我想一切都需要重新规划,而且要考虑的不只是我自己。没有阿尔斯通的帮助,我的家人怎么可能坚持下去?但是克拉拉早已预想到了我的这个问题。
“至少,只要你还没有认罪,阿尔斯通就会继续给你发薪水。但如果事态这样发展下去,那么你早晚要去劳资调解委员会起诉阿尔斯通。他们就这样将你弃之不理,简直太可耻了!我的确有点儿慌乱,但是你放心,我一直都和家里人保持联系。尤其是朱丽叶特,她帮了我很大的忙。此外,我还在网上找到了一些关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材料,其中有一份由资深律师撰写的报告值得一读,之后我会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