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讽刺的是，那段时间我正打算从公司离职。那年我31岁，在北京做阿尔斯通能源部门的中国区商务经理已经4年（1995—1999年）了，我希望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确，自从加入阿尔斯通以来，我在事业上做得非常成功。然而，我只有一个中游水准的工程师学院文凭（普瓦提埃的法国国立高等机械与航空技术大学），我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很快就要撞到“玻璃天花板”。我明白，想要在一家特大型企业里晋升，我还是缺点儿什么。所以我决定离开阿尔斯通，去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攻读工商管理硕士，当时我已经被录取了。
1999年，我就这件事情和妻子克拉拉讨论了很久。在此之前，她同意放弃自己的工作，跟随我来到北京，她在1998年生下了我们的龙凤胎皮埃尔和蕾娅之后，还获得了神经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因此，她非常渴望能重新开始工作，希望我们尽快回法国定居。
现如今，回过头看，当初没有坚持这个决定让我追悔莫及。虽然不知道那个未来会带给我们什么，生活会不会更加幸福，但有一点我可以断定，那就是原本我是绝不可能被抓到这里，被关进怀亚特看守所的！
但是那个时候，阿尔斯通明白怎样做才能留住我。或许，公司认为我是一个拥有远大前程的员工。离开中国之后，我被授予在美国的一个重要职位：锅炉部全球市场营销经理。为了能彻底说服我，我的上级甚至多给了我一些自由时间（隔周的周五，外加一年之内的几个星期），去攻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是最令人向往的美国大学之一，也是著名的“常春藤联盟”成员。阿尔斯通还同意全额支付我的入学费，总计10万美元。这样的挽留条件没人能够拒绝。
于是，1999年9月，我前往康涅狄格州温莎镇。又过了两个月，克拉拉和孩子们也赶去那里与我团聚。但自从我到了那里后，才发现实际情况比预期艰难得多。
2000年初，阿尔斯通面临着严重的财务危机，公司濒临破产。1年前，领导层同ABB集团结成联盟，那是一家瑞士与瑞典合资的对手公司。但很快，这场工业界的联合变得后患无穷。阿尔斯通掌控了ABB的燃气汽轮机技术，便以为自己简直是做成了一笔世纪交易，殊不知这笔订单的签署正是公司历史上最为灾难性的一次决策。当时，这个汽轮发电机技术根本没有发展成熟，而且发生了多起技术性故障。事后阿尔斯通只好向客户赔偿损失。阿尔斯通为此付出了超过20亿欧元的赔偿金，公司负债比高得惊人（增加了2000%）。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