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句话把我们从孤独中召唤回来,只有我们的母亲会这么做。
母亲看看我,我看看克雷格,那一刻突然感觉有点滑稽。我们知道,眼前空椅子上从前坐的那个人通常会第一个笑出来。慢慢地,我们开始傻笑,笑出声,继而哈哈大笑。我知道那可能有点奇怪,但比起哭,我们家的人更擅长笑。重点是,他会喜欢这样,所以我们就让自己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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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离世让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没有时间再闲坐着想人生该往何处去了。父亲去世时才五十五岁,苏珊娜去世时只有二十六岁。这告诉我一个简单的道理:生命短暂,不能浪费。如果我死了,我不希望人们关于我的记忆是我写的那堆诉讼案情摘要,或者是我为哪些公司的商标做过侵权抗辩。我确信自己能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但我依然不确定自己想做什么。我打印了个人简历,在芝加哥全城散发。我写信给基金会的负责人、做社区工作的非营利组织和规模比较大的大学,寄到他们的法务部门,不是因为我还想做法律工作,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更有可能对我的简历感兴趣。谢天谢地,确实有几个人回复我,邀请我一起吃午餐,参加他们的会议,虽然他们暂时并没有职位空缺。在1991年的春季和夏季,我去见了所有我觉得有可能给我建议的人。我的重点并不在于找新工作,而是想扩大择业面,了解别人都在做什么。我意识到,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不会自行展开,我耀眼的学历也不会自动带我找到有意义的工作。跟找工作不同,事业的方向无法从校友录的联系信息页找到,它需要更深沉的思索和努力。我需要抓紧时间学习。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向约见的人阐述我的职业困境,询问他们的工作内容以及他们认识什么人。我认真地询问有什么工作是一个不想再从事律师业的律师能做的。
那天下午,我到阿特·萨斯曼的办公室拜访,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内部法律顾问,他亲切友好、缜密周到。我的母亲曾经给他做过一年的秘书,工作内容是做笔录和管理法务部门的文件。那是我上高二的时候,在她去银行工作之前的事。阿特惊讶于我从来没在母亲工作时来看过她,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我从没有踏进过芝加哥大学一尘不染的哥特式校园,尽管我就在离那儿几英里的地方长大。
老实说,我并没有来这所大学的理由。我社区的学校没有组织过到这里的校外活动。如果在我小时候这里举办过向社区开放的文化活动,我的家人也不会知道。我们没有朋友,甚至也没有熟人在这所学校就读或者是它的校友。芝加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