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句话把我们从孤独中召唤回来，只有我们的母亲会这么做。
母亲看看我，我看看克雷格，那一刻突然感觉有点滑稽。我们知道，眼前空椅子上从前坐的那个人通常会第一个笑出来。慢慢地，我们开始傻笑，笑出声，继而哈哈大笑。我知道那可能有点奇怪，但比起哭，我们家的人更擅长笑。重点是，他会喜欢这样，所以我们就让自己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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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离世让我更加强烈地感觉到，我没有时间再闲坐着想人生该往何处去了。父亲去世时才五十五岁，苏珊娜去世时只有二十六岁。这告诉我一个简单的道理：生命短暂，不能浪费。如果我死了，我不希望人们关于我的记忆是我写的那堆诉讼案情摘要，或者是我为哪些公司的商标做过侵权抗辩。我确信自己能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但我依然不确定自己想做什么。我打印了个人简历，在芝加哥全城散发。我写信给基金会的负责人、做社区工作的非营利组织和规模比较大的大学，寄到他们的法务部门，不是因为我还想做法律工作，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更有可能对我的简历感兴趣。谢天谢地，确实有几个人回复我，邀请我一起吃午餐，参加他们的会议，虽然他们暂时并没有职位空缺。在1991年的春季和夏季，我去见了所有我觉得有可能给我建议的人。我的重点并不在于找新工作，而是想扩大择业面，了解别人都在做什么。我意识到，我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不会自行展开，我耀眼的学历也不会自动带我找到有意义的工作。跟找工作不同，事业的方向无法从校友录的联系信息页找到，它需要更深沉的思索和努力。我需要抓紧时间学习。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向约见的人阐述我的职业困境，询问他们的工作内容以及他们认识什么人。我认真地询问有什么工作是一个不想再从事律师业的律师能做的。
那天下午，我到阿特·萨斯曼的办公室拜访，他是芝加哥大学的内部法律顾问，他亲切友好、缜密周到。我的母亲曾经给他做过一年的秘书，工作内容是做笔录和管理法务部门的文件。那是我上高二的时候，在她去银行工作之前的事。阿特惊讶于我从来没在母亲工作时来看过她，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我从没有踏进过芝加哥大学一尘不染的哥特式校园，尽管我就在离那儿几英里的地方长大。
老实说，我并没有来这所大学的理由。我社区的学校没有组织过到这里的校外活动。如果在我小时候这里举办过向社区开放的文化活动，我的家人也不会知道。我们没有朋友，甚至也没有熟人在这所学校就读或者是它的校友。芝加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