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敦煌的女儿》
1984年1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敦煌的女儿》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而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篇文章是怎么发表的?他们为什么要找我呢?
事情还要从1983年8月第一次在兰州召开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说起。当时“文化大g,m”虽然已经结束数年,但是学术界还处于较沉寂的状态,所以当时召开这样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大家特别重视。这次会议的规模很大,不仅请来了国内外许多敦煌学的著名专家学者,而且请来了中宣部、教育部和甘肃省委的领导。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一位领导同志表扬了我,说我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
没想到,到了9月,突然来了《光明日报》的几位记者,说是要采访我,报道我的事迹。我说我没有做过什么了不起的事,没什么可报道的,还是不要写了,如果实在要写就写写别的老先生。在我看来,记者更应该去报道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结果记者说,我们是专门来采访你的。我就想方设法说服他们不要采访我,表示自己不愿被报道。晚饭后,他们邀我出去散步,我想散步可以,那就一起出去走走吧。我与他们一起在莫高窟前面的林荫路上散步,边走边聊,逐渐地,他们跟我聊起了家常,问我什么时候来敦煌的,怎么来的,爱人干什么工作,有没有孩子……我后来想想,自己确实太傻,从未接受过采访,不知这其实就是记者的采访,还以为就是聊聊天,拉家常。我毫无防备,他们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当时我没有想到家常事,也可以去写报道,真是没有任何察觉。
散步后,他们又到我宿舍里坐了一会儿。一位年轻的女记者名叫吴晓民,无意中看见我书桌上放着一封信,信是孩子写来的。她提出能否看看这封信。我想孩子的信也没有什么秘密,想看就看吧。这封信是1983年7月4日我大儿子予民写来的,信上说:“妈妈,我们学校已考完试,放暑假了。我这次考得不好,英语开了红灯,我很惭愧,也很着急。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补习一下。可爸爸又要带学生出去考古,这一走又是半年。妈妈,您什么时候才能调来?您明年一定调回来吧!妈妈,我想你啊……”看过孩子的来信,吴晓民忽然说:“有了。”我问什么有了?她说,本来我们想从正面写你的,现在我们就写你是怎么来敦煌的!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记者邀我散步是为了采访,自己上当了,可是为时已晚!这时,我还是与他们商量能不能不要报道。他们回答,不行,我们专程来敦煌,就是为了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