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水。夏天的河水又咸又苦,冰水却不咸。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饮水、洗衣,用的都是宕泉河里的苦咸水。深色的衣服晾干后,上面泛着一道道的白碱。为了解决饮水问题,大家就打井取水,可是井水的碱性也很大,不适应的人喝完就拉肚子。平时吃饭,基本上没有什么菜。职工住的房子是曾经的马厩。土地、土墙、土灶、土炕、土桌、土凳……土质干燥疏松,地上永远是扫不完的尘土。
每个房间都配有一个壁橱,屋顶是用废报纸糊住的天花板。冬天,平房里没有暖气设备,必须架火炉子,晚上睡觉前要封火。封火是个技术活,封不好火就会灭,到了半夜,屋里的温度就很低。要封得恰到好处,既不费燃料也不会熄火,才能保持夜间的温度,还方便第二天一早生火做饭。我是南方人,所有这些生活常识都要从头学起。有时候睡到半夜感到极冷,起来一看,炉子的火灭了,冻得实在受不了,索性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把能盖的都盖上,再躺下去睡。有时候清早起来要用水,一看水桶里的水都结成冰了。每到夜晚,寒风夹杂着狼的嚎叫,令人不寒而栗。此外,为了防范附近的土匪,工作人员不得不端着猎枪,轮岗值班。
最痛苦的是骨肉分离。常先生后来的遭遇大家也都知道,前妻走了,他只能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莫高窟生活。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似乎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段文杰先生和妻儿也是长期两地分居,他们一家在分别十一年之后,才终于得到了文化部的调令,段先生把妻儿从四川接到了敦煌。2011年4月30日,段文杰先生的灵骨入葬,他们夫妇合葬在了三危山下、宕泉河边,依然守望着他们为之奋斗终生、魂牵梦绕的莫高窟。我和老彭两地分居十九年,在这十九年中,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不是一个好妈妈”。王旭东决定来到敦煌工作时,向院里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把他妻子也调到敦煌,组织上批准了。但是到敦煌的第二年,他妻子因为对紫外线过敏,不得不带着儿子到兰州生活,在一所卫生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从此两地分居。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敦煌的医疗条件长期比较落后,有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连救护车也叫不到。有一年夏天,我从考古工地回来,身体感到很不舒服,就去医务室找医生看看。医生说要打青霉素,她问我:“你青霉素过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