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过夜。对这些信息他讲得很放松，还提供明显毫不重要的日期：火车是几点几分进的伦敦，等等，等等。我把机器给关了。
“怎么啦？”我那位同事问。
“全是些没用的信息，”我说，“他净在讲些自己的风流韵事。如果他是政治犯的话，那他没有透露任何与政治相关的东西，只是在讲他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他似乎不喜欢没有经验的。”
“谁会喜欢呢？他这么做很聪明。他是最棒的特工之一。这些东西只有妻子或丈夫会感兴趣。”他重又放起了磁带。
这个英国人讲起了一只在远东被人发现的鹦鹉，它跟一个现在已经灭绝了的部落一起生活了几十年，这个部落所使用的语言也失传了。但是一家动物园得到了这只鹦鹉，后来人们发现这家伙依然会说这门语言。于是那个男人和一位语言学家合作，想要从那只硕果仅存的鹦鹉身上重新把这门语言给创造出来。英国人已经明显很累了，但还在不停地说着，好像只要他不停说就可以推迟回答对方具体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他对审讯者没有产生任何用处。那个女人很明显是在寻找某人、某些身份、某些地名，可以让他们跟一张地图、一个城镇、一场杀戮和一场原本预期会是胜利的失败挂起钩来。不过就在这时，他说起了有个女人的“孤独气质”，而在另一段毫无意义的独白中，他提到了她前臂和脖子上的胎记。突然间我明白过来，这是我小时候看到过的东西，我还曾紧紧贴着它睡觉。
因此，正是在我对一场审讯，一场包含了对可能是杜撰出来的女人的描述，还有鹦鹉的传说——这些都是由那个被捕的男人作为无用的信息给抛出来的——正是在我对这场审讯的翻译中，我听到了对我母亲脖子上面胎记的描述。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但那场审讯却挥之不去。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听到过那个男人的声音，甚至有那么一会儿觉得那人就是我父亲。除了他还有谁会知道那些明显的印记呢——那团痣的形状，那个男人开玩笑说，很像一种恒星的排列，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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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星期五，我都在利物浦大街站登上六点钟的火车，身心放松，眼睛只盯着快速闪过的景物构成的那条带子。每当这时，我都把一个星期里收集到的所有东西来一番去芜存菁。事实、数据、我官方或非官方的研究被打散后，重新拼凑成一个渐渐成形的故事。这个关于母亲和马什·费伦的故事有一半是我用想象填补的。他们如何最终没有家庭的羁绊走向了对方，他们以情人身份短暂相处后又收手，却依然在彼此间坚守着不同寻常的忠诚。我没有丝毫的线索可以通向他们那小心翼翼的欲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