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报复，只能从新
代鲜卑青年“咸悉忿毒”来求得理解。值得注意
是，他们面对国史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感情激荡，恰恰因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认同华夏文化，或换句话说，因为他们事实上已经或至少部分地告别
其先辈所珍爱和遵循草原文化价值。正是拓跋国家文化转型，促成崔浩国史之狱。
三、文化转型史学代价
《魏书》所描述崔浩是历史上罕见全才，“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对拓跋国家政治与文化发展发挥过重大作用，末年却邂逅酷滥骇人史狱。魏收慨叹“何斯人而遭斯酷”，表达深深痛惜。后之史家亦无不深致同情。田余庆先生说：“崔浩以直笔、实录获谴，不悖于史德。”与先前研究者不同，田先生考察崔浩国史之狱目，在于探讨北魏朝史风污染根源。在他看来，正是国家权力恶劣滥用，造成北魏史学衰落，此后“近个世纪中史官备位，少有著述”。他总结说：“当拓跋君主尚生活在名教以外之时，先人事迹无涉荣辱，无大违碍；而当皇权在握，礼法人伦关切利害，成为衡量准则之时，所谓实录也就另有分寸。如若不然，皇权就要剪裁史法，就要约束史家。”这是有切身人生体验沉痛之辞。不过，如果
们站在内亚立场来观察拓跋史，就会看到拓跋政权从内亚征服体制向华夏国家转型过程中，“剪裁史法，约束史家”似乎又是难以避免个环节，是华夏传统“史德”为文化转型拓跋历史所作出妥协或牺牲。
政治权力主导集体遗忘，并不仅仅出现在文化转型社会里，而是各类政治体发育过程中常态。以内亚拓跋部早期历史为例，《魏书·序纪》称拓跋先世成皇帝毛“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这个说法虽然可以肯定出自后世想象，但毕竟是拓跋集团由多部族、多人群逐渐融汇形成这历史曲折反映。然而在《序纪》（也许《代歌》已然）里，们完全看不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痕迹，只剩下拓跋部父系直传单谱系，表明在拓跋集团发展史上，拓跋系以外历史都被遗忘，只有拓跋历史被精选出来（或制造出来）成为唯历史论述。这种遗忘常常被当作岁月推移造成记忆丧失，其实是政治力量主导下记忆删除，是各部族各人群历史论述在竞争中被拓跋政治力量压制乃至封杀结果。常见各类所谓民族史诗，也应看作在这种历史论述竞争中优胜者或幸存者。强制遗忘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各个阶段、各个角落，这个认识对们思考历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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