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到
极致。
北魏建国之初以及更早
时期，也常见立碑之举，不过那时能读汉文鲜卑人极为稀少，立碑主要是对魏晋文化传统模仿，是拓跋政权
种政治装饰。然而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到太武帝时期，能够读写汉文鲜卑人已不再稀少。从邓渊受命撰《代记》，到崔浩国史之狱爆发，差不多五十年过去，新成长起来鲜卑上层集团子弟，尤其是宗室和权贵子弟，有很多已接受过系统汉文读写教育，他们是能够阅读历史著作，而且会很有兴趣去读跟自己祖先有关那些部分。与立碑者目在于歌颂太武帝不同，般鲜卑青年可能会更注意北魏早期历史。和五十年前鲜卑人不同，他们不仅深入地解华夏文化，而且定程度上已经接受华夏文化价值观。当然，他们母语仍然是鲜卑语，代人集团内部日常所用也主要是鲜卑语（包括在朝廷上），在鲜卑语环境内，他们会毫无障碍地重复五十年前就在传唱那些故事。即使与华夏文化价值相冲突那些故事，在鲜卑语环境下还是会显得那
自然、那合理。语言不只是表意交流符号，任何语言都内置有整套文化价值与历史传统，跨语言通常也意味着跨文化和跨历史。因此，在鲜卑语环境下可以自然说出故事，到汉语环境下讲述，就不得不面对华夏文化价值评判。五十年前鲜卑勋贵们听鲜卑语《代歌》时不以为怪些故事，五十年后新代贵族青年在汉文碑刻上读到时就可能羞愤难当。
《魏书·崔浩传》记国史立碑刻铭之后，“石铭显在衢路，往来行者咸以为言，事遂闻发”。《北史·崔浩传》称“北人咸悉忿毒”，强调鲜卑人阅读石铭国史之后深恶痛绝情绪，正是这种情绪直接点燃太武帝雷霆之怒。虽然国史撰写刻铭主旨在于歌颂太武帝，但眼下引发众怒，显然已完全压倒那个主旨，太武帝本人也被推到个非常尴尬位置上。也许即便只是为自救，太武帝也不得不牺牲掉崔浩。崔浩及其内外亲姻悲惨命运于是乎定。五十年前无人在意《代记》，五十年后会被仔细阅读。正是鲜卑子弟汉文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决定“备而不典”、“,bao扬国恶”史书会引起北人“忿毒”；正是立碑刻铭这种典型华夏传统形式，触发鲜卑贵族羞愤和反弹。崔浩被关押在城南时，“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是谁“使”卫士如此折辱崔浩呢？应该就是那些深感被冒犯“北人”。《魏书》说“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崔浩所遇之酷，超越普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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