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失去它们”。甚至是那些追随丈夫无辜妇女也没有免于这命运。妇女本应在流放途中与男人分开行进,但这项规定继续被无视,她们常常整晚与群冷酷无情罪犯关在起。流放者妻子有时会被流放队伍中罪犯强*,或者被自己丈夫送出去,以换取金钱、伏特加或人身保护。犯罪学者和内政部*员德米特里·德里尔曾在1896年访问萨哈林岛,他直言不讳地说:妇女,无论是罪犯还是那些自愿追随丈夫人,“通常在流放队伍中都彻底堕落,并以妓女身份到达刑罚营”35。
在妇女怀孕时或带着新生儿时,她们尤其脆弱。1837年,国家参政院规定,怀孕或处于哺乳期妇女不能被流放,但是,就像许多来自首都指令样,西伯利亚当局照例忽视这项规定。事实上,因为流放路途漫长,而且妇女承受着与流放队伍中男性发生性关系压力,许多妇女在途中怀孕。尼古拉耶夫娜是名女性罪犯,她在1870年随群苦役犯乘坐蒸汽船沿着阿穆尔河航行,当时她临近产期,便请求留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直到孩子出生。然而,当局对她请求不予理会,在蒸汽船起航四小时后,她开始分娩。她获准在甲板上生产,用来避开旁人视线和恶劣天气,仅仅是几件囚服。但孩子出生不到小时便夭折。36
妇女们经常带着几个年幼孩子道去追随她们丈夫。1885年,群陪同苦役犯家属正等待着离开基辅,然后经由敖德萨前往萨哈林。这些家属包括拉夫连季·什沃仁妻子,她有个9岁儿子和三个女儿,分别是7岁、5岁和1岁;奥西普·丘马克妻子,她有四个女儿,分别是13岁、11岁、9岁和5岁。他们名字甚至也没有被记录下来。37
美国探险家乔治·凯南注意到像10岁那小女孩不得不每天步行30千米,因为马车上没有够她们坐地方。仅在1875年年,在前往西伯利亚途中,就有1030名儿童在莫斯科、下诺夫哥罗德、喀山和彼尔姆中转监狱以及更远地方休息站死亡。两年后,又有400名儿童在旅途中死去。民族志学者和记者尼古拉·亚德林采夫估计,事实上,由于医疗设施不充足,半数儿童在去往父母流放地途中死亡。38
除饥饿、寒冷和缺乏足够医疗护理,这些孩子还面对着与他们同挤在休息站、火车车厢和船舱里罪犯可怕欲望。内政部高级*员瓦西里·弗拉索夫在1873年报告,当局没能让儿童与流放队伍中罪犯分开,这使得这些孩子接触到“狂欢作乐和非法行为”。被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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