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养护队伍途经的道路和桥梁。1804年，西伯利亚总督伊万·谢利丰托夫在给首都的报告中强调，为了让流放者“通过广阔而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省份”，西伯利亚人承担的责任极为繁重。这种责任让农民不得不从种地的工作中分心，因而是积聚仇怨的一个原因。15虽然村民要为自己看守的罪犯潜逃而负责任，但许多村民自己就曾经是流放者，而且他们无心冒着生命危险去保证流放队伍的安全。逃逸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逃犯随后会加入流浪者组成的强盗团伙，这些团伙专门打劫沿着西伯利亚的荒凉公路行进的商队。谢利丰托夫呼吁在主要的西伯利亚道路沿线设置配有哥萨克骑兵的小支部队，“不仅是为了终结此类土匪和抢劫行为，也是为了消除居民和旅客的安全隐患”。谢利丰托夫估计，为顺利转移罪犯，在西伯利亚主要道路沿线的邮驿处共需要2880名士兵。然而他明白，如果不严重干扰其他地方的部队职能，招募到这么多士兵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他把所需士兵人数定为1825人。亚历山大一世批准了他的请求，内政警卫处于1816年最终形成。然而，在内政警卫处服役的哥萨克人虽然取代了农民，却并不比农民牢靠。有些*员悲叹，哥萨克人经常会为了钱财而释放自己看守的罪犯。逃跑的地方特性以及逃犯在托博尔斯克和托木斯克犯下的种种罪行是当局的无尽烦恼。16
尽管存在这些行政问题，在1822年大幅度的流放制度改革之前的几年里，被发送到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不断增多。1807至1813年，平均每年有1600人被流放，而从1814到1818年，人数上升至2500人，从1819年至1823年，人数达到4600人。地主和农民均在不断利用行政流放制度，再加上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以及农民与其主人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这些情况刺激了流放者人数的增长。快到19世纪20年代时，流放制度濒临崩溃的边缘。稳定并彻底整顿流放制度的责任落在了新任西伯利亚总督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肩上。17
斯佩兰斯基鼓励人们去相信，西伯利亚最终会融入俄罗斯帝国，而且他认为，道德力量和行政改革能够解决流放制度存在的问题。他把遣送罪犯至西伯利亚的任务作为一个纯粹后勤方面的工作去处理。他制定了一份《关于在西伯利亚各省运送流放者的章程》（以下简称《运送流放者的章程》），包括13个条款和199项细则。它成了在1822年发布的覆盖范围更广泛的《流放者章程》的组成部分。在西伯利亚大驿道沿线建造休息站（étape）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