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的几十年里，这种做法毫无减少的迹象。1813年，内政大臣奥西普·科佐达夫列夫给西伯利亚总督伊万·佩斯捷利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抱怨本应在1809至1811年间送往伊尔库茨克省的1100名男性流放者只有625人到达；490人仍留在托木斯克省，其中180人定居在那里，220人因为病得过重而不能继续前行，而其余的人因为被分配到当地工厂工作而留在了那里。虽然科佐达夫列夫承认生病的流放者确实可以留在托木斯克省由当地人照顾，但他指出：“这个借口让很多身体健康的人被留了下来。”5年后，抵达东西伯利亚的流放者不到原定人数的一半。调查显示，“年龄和体力条件最好的人”留在了许多俄国欧洲部分省份和某些西伯利亚省份，在那里充当劳工。在这些地方近10年的苦役生涯摧毁了他们的健康，然后他们才会被发送到伊尔库茨克。12
大多数罪犯是从遥远的俄国欧洲部分省份走到指定地点的，这段路途要花费2年时间。但是，如果他们在途中生病并接受治疗，路程则可能耗费多达3年时间。有些罪犯甚至花了四五年时间。当局担心，如果被判处服苦役的罪犯的苦役是从定罪的那一刻算起，那么他们或许会在前往流放地的途中故意拖拉，并想方设法地在沿途的医院消耗刑期，以拖延到达矿山或工厂的日子。因此，当局规定，苦役犯到达在西伯利亚的最终目的地后，他的刑期才开始计算。一个罪犯用了八年时间走到伊尔库茨克，但在他终于进入监狱工厂的那一刻，他的八年刑期才开始。13
流放途中的恶劣条件必然地损害了罪犯及其家人的健康。一位巡视员在1802年报告，病人和孕妇坐着木质马车（телега）追随着流放队伍，“他们的境况很可怜、很危险……有些人死在途中，妇女在马车上生产”，这些病人和孕妇接受的治疗“很随便”。一系列疾病侵扰着沿西伯利亚大驿道行进的流放者：发热、鼻黏膜炎、风湿、肺炎、肺痨、镣铐造成的溃疡、污物造成的皮疹以及住房过于拥挤造成的斑疹伤寒症。据估计，在所有向五千千米以外的东西伯利亚行进的流放者当中，三分之一的人需要在沿线的军医院和医疗站治疗和康复。一位记者写道：“他们来时筋疲力尽，过早地衰弱，染上了不治之症，忘记了自己的手艺，并且变得非常不习惯于劳动……”14
17和18世纪出现了这样一个惯例，即流放队伍会在途中的村庄过夜。人数较少的队伍可以寄宿在农民的屋舍和谷仓，人数较多的队伍有时不得不在室外睡觉。当地农民既要负责守卫流放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