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城晚报》：经过评委多次推选，《文学回忆录》获二〇一四花地文学榜“年度文学批评金奖”，您对此有何感想？
陈丹青：《文学回忆录》先前只是一叠笔记本，每次搬家看见，就想起那些年。我不在乎这些笔录是否构成史书，当年上课也不为补习知识，很简单，我们爱听老头子说话，就是这样。
现在这段往事，这份纪念，变成厚厚的“书”，据说不少人读。若干专家说话了，或赞或疑：这是“文学史”吗？恕我粗野：我不关心这件事。年轻时记忆力好，我曾认真拜读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王朝闻文艺论著，还有官修的美术史——老天爷！如今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可是木心说过写过的许多话，我确凿记得。在《文学回忆录》的每一页，我都看见木心。
去年及今，《文学回忆录》得到广告协会的“年度文化事件奖”，《新周刊》的“年度最佳图书奖”，中国台湾《中国时报》的“年度十大好书奖”，现在贵报将之归为“文学批评”类，也蛮好，我谢谢！
《羊城晚报》：一九八二年，您和木心不约而同奔赴纽约，您谈到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地铁上。具体情况是怎样的？后来您在报纸上看到木心的文字，改变了您对当代文学的看法，打电话约见他。我很好奇，这篇文字是什么？
陈丹青：那年元月我到纽约，木心是八月到的。秋天，我们在地铁遇见了，周围挤满乘客，有位我认识的上海画家陪着他，彼此介绍。问起出国前的单位，他说是工艺美术机关，所以我不知他是画家，更不知他会写作。我记得他看人的眼神，锐利，专注，狡黠，还有我熟悉的沧桑：所有从那阵风雨活过来的中年人的沧桑。
当时我们同在曼哈顿一所美术学院混留学生日子——那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闻一多留学的学院，名叫“艺术学生联盟”——八十年代，三五位上海留学生常逃出教室，聚在咖啡馆胡扯，有时木心也在。他年龄最大，总会逗人笑，但我俩没有深交。
一九八三年春，当地《华侨日报》文学副刊出现木心短篇散文《街头三女人》，一读之下，我很惊讶。那时我与王安忆和阿城通信，得到他们持续寄来的小说，写得很好，但是，不消说，是我们这代人的话语和故事。可是木心两篇小文让我读到一种老练的、久违的文体——如今我才明白，那就是民国作家的文风，是我少年时阅读鲁迅等等留下的文字印记——我立刻找人要到他的电话，拨过去，说，木心你写得真好啊。
他很平静，说，找时间见面谈。有天下午他来了，进门后点了烟，昏天黑地地聊。我做了夜饭留他，谈到凌晨两点。纽约地铁通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