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没有别的话语，没有别的思维。
《新周刊》：我们都在这个话语场里头，感觉不到。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方式说话。一旦放到另一个文化空间，差异立马就出来了。这也是文坛最大的问题。
陈丹青：文坛里还是有不少正派书生。但是大面积的集体人格，照八十年代的说法，就是被异化了，集体异化，长期异化。所以木心出现，反倒变成非我族类。
《新周刊》：像这种不可对话，木心他自己有感觉么？
陈丹青：当然有，从来就有。他那副挽联：“此心有一”、“彼岸无双”，就是在看对岸这群人。
刊》：我们还没有成为应该是的那个自己，已经成为了另一种自己了。这样说有些沮丧。
陈丹青：我感激他，自从我认识木心，沮丧被唤醒了，从此我开始改变。
《新周刊》：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就是觉得我们这个文坛和木心还是没有对话。
陈丹青：没有，起码的交集都没有——为什么非要对话？木心也从来不和“我们这个文坛”对话呀。
《新周刊》：我问过很多作家，对木心怎么看。他们似乎都是不屑一顾。如果他们了解木心，仍然视而不见，那就是另一个概念了。
《新周刊》：他说，“每个大艺术家生前都很公正地评价过自己，有人说出来，有人熬住不说”。木心公正地评价过自己吗？
陈丹青：他介于“熬住不说”和“说出来”之间。他实在是长期默默无闻，一个艺术家的自我意识，憋不住的。他一定会说，问题只在怎么说，对谁说。上文学课那些年，他会顺口说到这类“私房话”。木心走了，我才公布文学课笔录。
《新周刊》：他极为推崇陶渊明，说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是陶渊明。
陈丹青：木心最推崇的人是朴素大气的。他说到哈代，曹雪芹，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脸上佩服透顶。不少人讨厌木心，说
陈丹青：对，不屑一顾。八十年代在纽约，我傻乎乎跟人说木心，带去见他，后来发现好多人心里看不起他，包括我的朋友，现在还是一样。人会佩服他的才智，但心底里觉得这老头没成功，没名气，没被承认。他们看得起陈逸飞之类，看得起成功成名、有靠山有势力的人——他们那是看不起自己呀。
《新周刊》：是否因为文人相轻？你的文章不如我的？
陈丹青：如果是文人相轻的生态，你骂我，我贬你，那可好极了，那是人性的常态。现在不这样。现在是不吱声。
有名头有地位的，如果说他不佳，第一反应——你是谁？第二个反应，这人牛了，我往哪里摆？
《新周刊》：关键是这种权力思维不自觉，不自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