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点四十，她从墙角拿起白色的手杖，伸出一根手指插进爸爸的腰带里，跟在爸爸后面下四层楼、过六个街区，到博物馆上班。
七点整，他打开2号入口的门，一股熟悉的气味：打字机的色带、打过蜡的地板和岩粉的味道。大走廊里回荡着他们的脚步声，也是那样的熟悉。他问候值夜班的人，问候看门的人，得到的答复总是两个字：“好，好。”
两左一右，爸爸的钥匙圈叮叮当当地响。拧开一道锁，推开一扇门。
里有六个带玻璃门的柜子，柜子里的钉子上挂着几千把金属钥匙：既有钥匙坯子，又有万能钥匙；钥匙柄既有筒状的，也有像土星一样带着光环的；能开电梯，也能开展柜；有的和玛丽洛尔的前臂一样长，也有的比她的拇指还要短。
玛丽洛尔的父亲是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钥匙主管。据他估算，整个博物馆里各个研究室、仓库、四个独立的公立博物馆、动物园、温室、植物园里的草药园和观
先天性白内障。双眼。无药可治。“能看见这个吗？”医生问，“能看见这个吗？”玛丽洛尔将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她熟悉的那些地方——和爸爸的四室公寓、街尾绿树成荫的小广场——现在都变成迷宫式的危险之地。抽屉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上厕所如临深渊，水杯要么抬手就翻，要么遥不可及；她的手指太粗，总是那么粗。
失明是什么？失明是眼前有一堵墙，而双手却摸不到；眼前空无一物，腿却磕在了桌子腿上。汽车在马路上喘着粗气，树叶在天空中低语，血液在玛丽洛尔的耳朵里奔涌。无论在楼梯口还是在厨房，甚至床边，总回响着大人们同情的话语。
“可怜的孩子。”
“可怜的勒布朗先生。”
“他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吗，他父亲死于战争，老婆死于难产，现在又是这样。”
“好像中邪了一样。”
“真应该把她送走。”
充满伤痛和绝望的几个月：玛丽洛尔走在房间里就像站在帆船上，半开的房门拍在她的脸上，床是唯一的避难所。她躺在床上，把被子裹到下巴，爸爸在旁边的椅子上又点燃一根烟，打磨他的微缩模型。砂纸有节奏的摩擦和小锤子轻声的敲打安抚着她的焦躁。
绝望是短暂的。玛丽洛尔还小，她的父亲又有足够的耐心。父亲告诉她没有中邪这回事。这就是运气，幸运或者霉运。每天向成功或者失败倾斜一点点，但是没有魔咒。
每周有六天，她在黎明前被爸爸叫醒，支着胳膊等爸爸帮她穿衣服。长袜、连衣裙、运动衫。如果时间充裕，爸爸会要求她学着自己系鞋带。然后，他们到厨房喝咖啡：热热的、浓浓的，她可以在里面尽情地加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