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去哪里?为什么去?我们一点讯息也没有。他们叫我们到斯卢次克车站换衣服和领取装备,说我们要去霍伊尼基中心。我们到了霍伊尼基,发现当地居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把我们带去一座村子,我们看到有人在举办婚礼,年轻人跳舞,听音乐,喝伏特加,那是很平常的婚礼。他们下达的指令是:挖掉表土,挖到大约一个铲子深。
五月九日,胜利纪念日,来了一个将军。他们叫我们列队,说要祝我们节日快乐。其中一个家伙
样能防止一种射线,另一种却不行。我们从早飞到晚,那没什么了不起,只是努力工作罢了。我们晚上看电视里转播的世界杯,所以聊了很多关于足球的事。
大概三年之后,我们才开始思考这件事。其中一个家伙生病了,然后又有一个,有人死了,另一个发疯z.sha。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回想这件事的,但是还要等二三十年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对于我来说,阿富汗——我在那里待了两年,还有切尔诺贝利——我在那里待了三个月,都是我这辈子最难忘的经历。
我没有告诉父母我被派到切尔诺贝利。我的弟弟在《消息报》上看到我的照片,拿去给妈妈看。“你看,”他说,“他是英雄!”我的母亲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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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开车途中,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在微弱的银色光线下,路边散落着像水晶一样的东西,那是……我们当时朝卡林科威契的方向开,经过莫吉尔,就在那里发现闪闪发光的东西,大家都在讨论。我们工作时,注意到叶片上有细细的小洞,尤其是樱桃树。我们摘黄瓜、西红柿,发现叶子上也有这种黑洞,我们边骂脏话边吃。
我去了。我不用去,可是我自愿过去。刚开始,你不会看到漠不关心的人,只有到后来,大家都习惯了,你会看到空洞的眼神。我想拿奖牌?想得到好处?狗屁!我什么都不需要。公寓、汽车,还有什么?没错,度假小屋,我都有了。但是去那里服务有一种魅力,那是男子汉才会做的事,其他人大可以躲在女人的裙子里。有些人的妻子怀孕了,有些人的孩子才几个月大,三分之一的人遭到灼伤,大家都咒骂自己,可是他们还是去了。
回家之后,我脱掉所有在那里穿过的衣服,丢进垃圾滑运槽。我把帽子送给我的小儿子,因为他真的很想要,他每时每刻都戴着那顶帽子。
两年后,他们诊断出他长了脑瘤……剩下的你自己写,我不想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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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从阿富汗回来,正打算好好享受生活,马上结婚。可是红色的“特别召集令”不到一小时就送到我家,我的妈妈当场就哭了,她以为我又被征召去前线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