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敬尧采访
何：《断代》的书写突破了以往同志文学的单一位置，企图站在一个更高点、更宽广的面向上，重新回顾台湾同志历史。对您而言，此书写角度有何意义？
郭：我一直对于同志文学这个标签有疑问。譬如，你要如何定义它？作品中有同志角色？是否要验明正身，我是同志，所以我写的东西叫同志文学？读者是同志，所以才归类为同志文学？甚至，是不是同志文学只是同志运动底下的附庸？作为创作者，我不会先想这是不是同志文学，只是认真对待让我觉得值得思考的主题。我从一个文学创作者的角度出发，探索这些同志角色如何看待自己的成长、如何应对面貌丕变的大环境。现在的人很容易受短线的激情刺激一下，而后却是船过水无痕。以同志的背景去切入台湾这三十年的变化，可以帮助我带出一个重要的概念——从八◯年代以后，台湾时常处于“纯真失落、激情过后”的焦虑与彷徨。这与同志运动很像：诸多以往受争议且不见于大众讨论的话题都揭开了，可是接下来要如何走下去呢？像台湾的环境，忽然解严、选“总统”了，但接下来要面对一个大疑问：还能相信什么？过去的威权洗脑、国族的负担、旧的身份都拿掉了，好轻松，激情兴奋了一下，却发现接下来衍生了更多问题，比想象中更难处理。
何：所以其实更像是描述时代的小说？
郭：我认为作家一定都会被自己的时代制约，但同时作家最重要的任务，则是要观察自己的时代。我们这一代的人最大的冲击与痛苦是，知道这世界不是表面上看到的这样而已，那还要相信什么呢？纯真失落之后，激情之后，还有什么可以相信？我找到的方式，则是一种文学上的处理，不是把它当成一种运动的议题，而是要把这些议题拉到一个文学的再创造。真正说起来，这是一本关于时间与回忆的小说。若你说《断代》是用一个更高点、更宽广的角度来看，我则会说，这是回归到以文学来思考的原点。我想要把前因后果经由我现在的观点来重新整理。这样的书写，早十年我可能也做不到。我从二◯◯◯年返台之后，这十多年来也经历了时代的激情，但创作者如果随之起舞，可能就无法进行写作。我也是到二◯一◯年才开始把心静下来。文学都是需要沉淀的，与网路的即时很不相同。到目前为止的《夜行之子》《惑乡之人》到《断代》，我都是在处理这样沉淀过的心情。所以，我不会自己设计出一种叙事的风格或策略框限住自己，而是让题材考验自己还能不能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