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大的雨点打着窗，窗框嘎嘎地响着。布雷尔走过去，凝视着窗外。他转过身来，“事实上，当我三思之后，我甚至不确定我会同意你关于老
决定的权利呢？这种心态所冒渎的，只是病人的自主性而已。”
“我的职责，”布雷尔回答说，“是为病人提供慰藉，而且这个责任无法等闲视之。有时候，它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有时候，有些坏消息是我无法让病人参与的；有时候，保持缄默是我的职责，并且担下病人与家庭双方面的痛苦。”
“但是，布雷尔医生，这类职责湮没了一种更为基本的责任，为了自己，每个人都有发现真理的责任。”
有一会儿，在炽烈的对话中，布雷尔忘掉了尼采是他的病人。这些是无比有趣的问题，而他是完全沉迷在其中。他站了起来，并且在他说话的同时，开始在他的椅子后面踱步。
“把他人不希望知道的真相强加在他们身上，我是否有这样的责任？”
“一个人不希望知道的是些什么，谁可以决定呢？”尼采质问说。
“关于这点，”布雷尔坚定地说，“可以称为医学的艺术。人不是从教科书之中，而是从临床上学到这些东西。让我举一个例子，一位我稍后会去医院拜访的病人。我告诉你的这件事情，是完全的秘密，而且当然也保留了他的身份。这个人有致命的疾病，最末期的肝癌。他因为肝脏退化而患有黄疸，他的胆汁逆流进入血液之中。他的病已是无药可救，我怀疑他能否撑过三个星期。我今天早上见他的时候，告诉他说他的皮肤为何会转为黄色，他镇静地听我解释，然后他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上，仿佛在减轻我的负担，仿佛要我镇定下来，然后他改变了话题。我认识他30多年了。他问候我的家人，并且谈论着痊愈回家之后，在等候他的公事。”
“不过，”布雷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知道他永远也回不了家了。我该告诉他这点吗？你看得出来，尼采教授，这并没有那么容易。没有被问到的问题，通常才是重要的！如果他曾经想要知道过，他会问我他肝脏失调的原因，或者是我计划什么时候让他出院。但是在这些事情上，他选择了缄默。我应该忍心跟他说那些他不希望知道的事吗？”
“有时候，”尼采回应道，“老师必须狠得下心，人必须被告知坏消息，因为生命本身是严酷的，濒临死亡亦是如此。”
“我应该剥夺人们选择的权利吗，他们希望如何面对死亡的选择？以何种权利，以什么样的托付，要我来担负这样的角色？你说老师有时必须忍得下心肠，或许是吧。但是，去缓和压力并提高身体的机能，这才是医生治疗的职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