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也害怕蒙博托的反对者,辛巴们。后者犹如狮子般在刚果北部寻衅猎杀。辛巴们迁怒于所有外国人情有可原,但其行为却日益离谱。我们在短波电台上收听到各种,bao行,之后又在蒙博托的官方新闻播报里听到更夸张的版本,很难知道何者为真。大多数时候,我想的是我们要吃什么,让看管孩子这件事占据我的头脑。我的确不怎么害怕辛巴,尽管我是白人。阿纳托尔极受尊敬,我和他的联姻能保全我的性命,不过或许也不能。正义的行事方式充满神秘。
父亲仍继续惨淡经营着他的“耶稣是班加拉”教堂。福尔斯夫妇还带来了一个坏消息:父亲在某种狂躁的状态下,一路步行或搭便车到达了基贡加的传教站,嚷嚷说自己体内满是毒素,火烧火燎地让人难受。他声称自己生吞了一条活蛇。传教团的医生给了他奎宁和驱虫药。花钱可以让蛲虫滚蛋,但绿曼巴蛇却不太可能被驱走。可怜的父亲。如今,他已彻底离开了基兰加,没入丛林,或已在雨中融化。有时,入夜之后,我会想,也许他已经死了,而我还不知道。在黑暗中,这种想法摧人心肝。于是我躺在那儿,醒着,酝酿着搜寻他的计划。但到了白天,满腔的怒火又将我搡至截然不同的方向,咆哮着告诉自己再也不要去理会父亲。我没法独自行动,即便有人相助,也不值得去冒这个险。我很清楚现在他对我来说就是个危险。
他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个危险,且向来如此,我想道。当年法因坦和赛琳回基兰加见到我们那个走入歧途的传教据点时,想必已是大惊失色。我们就睡在他们住过的房子里,却与他们以前的朋友反目成仇,甚至将他们的鹦鹉逐出家门,任其自生自灭。而基贡加的那个传教团医生想必也已发觉父亲是个奇葩——一名头发蓬乱的牧师,肚子里竟然还有条蛇。那位医生明知危险,仍和家人继续留在这里。法因坦认为,他们来自南部某个地方,佐治亚州或肯塔基州。我希望能去拜访他们,用自己的母语,用我舌头上生出荆棘前就已知晓的英语,与他们交谈。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思乡,美国披着传教士的伪装降落到我家门阶上。还有别的人也没有回去,像我一样。但他们似乎都理直气壮,觉得就应该留在这儿,那是信仰扎下的根——法因坦·福尔斯便是一例,还有那些偶尔现身的陌生人,他们问我能否帮个忙,传个信息,或代为保存一盒药品,直到找到船把药品送往上游。我很高兴能为他们做一顿饭,在地上弄个铺位,就为了能听一听他们的故事里流露出的善意。他们和父亲实在不像。没有了他的上帝,我日日承受着空虚,所以,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