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礼拜会从科基拉维尔过来一次，给婴儿打疫苗并看诊。尽管我们吃尽了苦头，但去年秋天，阿纳托尔和我仍是风雨同舟，高声宣讲着“独立”。我们说出这个词的时候，会抬眼望天，仿佛那是一只神奇的鸟儿，我们可以呼唤它，让它自空中下凡。
之后发生了很多事，让我们的希望日趋渺茫。但每件事都发生得太快，犹如魔术师在变戏法——外国黑手轮番在幕后操纵，白人国王换了一个又一个。黑人只是被推上台前的面孔。蒙博托的美国顾问甚至在这里发起过一次选举，后来却恼羞成怒，因为当选者竟另有其人：得票最多的是安托万·基赞加，卢蒙巴的副官。于是，他们就派军队闯入国会，重新选了一次，好扶蒙博托上台。
“如果美国人想教我们m;主的话，那这堂课实在是太有意思了。”阿纳托尔评论道。
“刺激得让人大气都不舍得喘上一口。”我也赞同。
他说我有多重人格：说林加拉语时，甜美、母性；讲英语时却尽是嘲讽。我告诉他：“尽瞎说——我说法语的时候，还是扫雷舰呢。那哪种人格让你最恼火？”
他吻了吻我的前额。“最让我恼火的是，我竟然这么爱我的贝埃内。”他最真的真理。可那就是我吗？当邻居或学生们问我的国籍时，我告诉他们我来自一个早已不存在的国家。他们都相信。
最近几个月，z.府发给我们的薪酬日渐缩水，从接近于零沦落至彻底为零。我们告诉共事的人们，不必仅仅因为缺少资金就气馁。但我们知道，哪怕是在私下里抨击蒙博托，都会冒脑袋被砸开的风险，这自然会让我们气馁万分。我们靠自己能找到的东西过活；听说有朋友们的消息时，总会先深吸一口气。我的老朋友帕斯卡和阿纳托尔的其他两名学生，在南边的一条路上被军队杀害了。帕斯卡的背包里装了一公斤甘蔗和一把打不响的二战时期的手枪。我们是在圣诞节那天听说这件事的，当时法因坦和赛琳·福尔斯前来拜访我们。他们现在住在基贡加，在他们之前说过的那座万巴河边的传教团医院里。能看见他们，我自然很高兴，但每次重逢都会带来可怕的消息。他们离开后，我哭着入了眠。我几乎已经忘了帕斯卡，忘了他分得很开的眼睛和粗野的微笑。如今他悄然步入我的梦中，猛地推开一扇扇窗子，让我措手不及。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胆举动，让路上的某个军官注意到了他们？会是因为我愚蠢地教给了他某个英语单词，才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吗？就像我们无知地让家里那只鹦鹉学会了脏话，害它一命呜呼。
这就是与我们同生共息的那种疯狂和恐惧。我们的邻居既害怕蒙博托手下的
